復興的前奏，往往是強勢崛起。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經濟方面持續高速的發展勢頭背後，轉型的基調也在穩健地佈局中。而如何看待之前的增長，從中總結經驗，又如何應對當下的危機和問題，找準未來發展方向，就成了人們共同關注的課題。
本書作者作爲大學畢業後不久，就親身參與了“中國的城市化道路研究”、出國留學，而後又曾進入政府規劃部門任職、最後進入大學任教的學者，其學術成長、就業任職、學研合一的成長經歷也與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頗爲吻合，因此，作者在書中收錄的多篇既有明顯時代印痕、又相較於單一接受過“象牙塔”中學術訓練方法成長起來的學者們更能與現實契合的論文，自然更容易吸引到其他學者們和讀者們的專注。
比如作者在書中提到的關於土地與貨幣之間關係的一些內容，就很值得深思。例如，在大家一般的認知裏，城市先是人與人之間聚合在一起，而後城市內部纔開始進行功能性區分。因此，過去關於城市化的定義，現有學者的注意力大多僅僅集中在各種對人口和城市規模的統計口徑的差異上。本書則創造性地提出，我們對城市化的研究應不再侷限於城鄉的各種數據和比例關係，而是應聚焦在“城市化水平取決於購買公共服務的多少”，“某個城市的市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務，如果超過另一個城市的市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務，這就意味着該城市市民的城市化水平要高於另一個城市的市民。”
於是，更好的社會公共服務變成了城市吸引更多人的紅利，經由土地財政措施的推行，變成了另一種“准入標準”。能夠接受這類標準的人，自然依附於這種標準，停留在這類標準長期施行的地方生活，併成爲這種標準的維護者--即便同等情況下，同樣的現金額度，能夠讓他們獲取更多的城市空間，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基本不會返回鄉村，等着用自己對城市空間的購買反過來拉動一個城市的整體公共服務（因爲那基本等同於杯水車薪）。
而這樣的土地財政政策雖然會導致進一步拉大人們之間的貧富差距的結果，卻仍不是中國應當輕易徹底改動的，因爲作者認爲，“因爲中國住宅的本質就是資本品，除了居住，還可以分紅——不僅可分享現在公共服務帶來的租值，還可以分享未來新增服務帶來的租值！因此，中國的房價和外國的房價是很不同的兩個概念——前者本身就附帶公共服務，後者則需另外購買公共服務。”
所以，中國之所以能“和平崛起”，原因恰恰離不開“土地財政”這種融資模式，這使得中國不必藉由外部征服，就可以獲得原始資本積累所必需的“初始信用”，確保了“和平崛起”成爲中國模式的內置選項。西方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則表明，效率較低的稅收財政無法完全滿足城市化啓動階段對原始資本的需求。爲避開國內政治壓力，外部殖民擴張、侵略便成爲大多數發達國家快速完成資本積累的捷徑。而新崛起的國家一定會和已經崛起的國家發生碰撞和衝突（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很好的前車之鑑）；中國“政府+土地金融”的制度設計挑戰了歐美“私企+股票債券”的市場模式，中國的資本市場（以房地產市場爲主）挑戰了美國的資本市場（以股票市場爲主）；但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城市化所處的階段，都決定了美國無法效仿中國的做法，因此美國只能依靠所謂市場經濟國家的“準則”迫使中國“自斷雙臂”，放棄自己的“有形之手”。
所以，如果不能從發展模式上給出我國關於土地和貨幣之間政策如何取得今日成就的令人信服的解釋，僅僅靠反覆聲稱想要維持和平的願望，也根據我國現處於的城市化階段就能證明中國比其他國家更不希望有什麼變故打斷現在的國際經濟秩序發展，很難使其他國家相信中國的崛起會是一個例外。
同時，作者還深入探討了對未來的房地產政策和信用貨幣等一系列問題的見解，既有深入淺出的解釋，也有學術研究嚴謹的模型和公式，作者甚至在前言部分中就貼心地提示部分章節可以跳讀、選讀，是一本既有學術價值又能拓寬一般讀者認知邊界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