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買粗糧，粗糧便宜不說，而且一頓莜麪可以槓一天，真是半大小子喫窮老子。”李阿姨難爲情地說，此時，她推着自行車正準備離開，我媽微笑點頭表示理解，同時深感慶幸，幸好家裏只有一個男孩，不然既要算計着喫飯，還要求着別人。
每月的第一個週末，是我家買糧食的日子，我媽翻出糧本，把糧票夾在裏面，又帶上了我爸的糧本和軍用糧票，他的細糧比我們多，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啃老。
假期回姥姥家之前，也需要到糧店“起全國糧票”。我媽給姥姥帶一些全國糧票，姥姥見了糧票，滿臉笑開了花，比見到我都開心。
那天在糧站門口遇到了樓下的李阿姨，她家的四個男孩正像小白楊似地往高裏躥，我媽給過她糧票，她不好意思，就和我媽用細糧換粗糧。計劃經濟時代每個人都有固定的數額，買米買面都需要糧票，婦女能頂半邊天，女孩和男孩的糧票是一樣的。
平時在食堂喫飯，我們嘴上說喜歡喫粗糧，但是身體很誠實，喫小米飯的時候面帶愁容細嚼慢嚥，一粒一粒數着喫，我爸催促道“快點喫，小資產階級思想又出來作怪了。”
繼續說買糧，我跟着我媽進了糧店，裏面擺着一排很大的木箱，形狀酷似放大的升，裏面推滿了各種糧食，有黃澄澄的玉米渣子和小米，圓滾滾的高粱米，還有玉米麪和莜麪，但細糧只有白麪和大米。粗糧佔比較大，細糧佔比較小。軍隊的細糧佔比比地方多一些，豆油每人每月半斤。
那時票證滿天飛，不僅有糧票，油票，還有豆腐票，肉票，肥皂票以及種類繁多數不勝數的各種票。
我媽在窗口交款後，收款員將付款憑證和我媽要買的糧食寫在一張紙片上，把那張紙夾在空中的鐵絲上，用手輕輕一打，“嗖”地一聲，那票據就飛到了秤糧食的服務員面前，服務員用一個特製的鐵簸箕把稱好的糧食倒進我們的口袋裏，白麪像塵土一樣飛舞起來，賣糧的阿姨臉上身上都掛着一層面粉，糧站的地上也是如此。
打油時，服務員果斷麻利地用量筒裝一斤，再裝半斤，最後，裝兩次一兩的，不差分毫。男孩子多的家庭，油也不夠喫，李阿姨家每次買肉都要肥的，回到家裏煉成大油，炒菜時挖一小勺，內蒙人喜歡用豬油燉大燴菜，土豆白菜燉熟加上粉條和凍豆腐，湯汁浸透在豆腐中，甭提多香了。
練完大油的油渣也充分利用，和大蔥一起剁碎，撒上椒鹽烙蔥油餅，烙餅時滿走廊香氣四溢，整個一個舌尖上的中國。
那天，我媽推着一輛自行車，使盡喫奶的力氣把糧食架到後座上，一百斤的面袋子剛好從中間一分爲二，保持平衡。前樑上掛了半袋子小米，掛麪裝在塑料網兜裏，掛在車把上，我跟在後面拎着一瓶油。
掛滿了糧食的自行車負荷沉重，難以保持平衡，所以推自行車要有一手絕活，我媽一路上提心吊膽地推着自行車，不敢有半點閃失，自行車碰到石頭就會歪倒，倒了就很難扶起來，要請路人幫忙才能重新擺好，再次啓程。
終於到家了，我家住在三樓，往樓上搬糧食又是一個挑戰，我媽在北京長大，屬於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兵，她每次都把糧食抱在懷裏，就像抱着一個嬰兒。每走一層，她都把糧食放在地上，停下來踹口氣。每當這時，我就會背語錄給我媽打氣，“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
我媽甩一把汗珠，煩躁地呵斥“閉嘴！大人煩着呢！”
週末全家出行的最佳交通工具也是自行車，在那個年代，自行車爲我們每個家庭的出行立下了汗馬功勞，應該授予三等功。
我爸的自行車前樑上坐着倆小孩緊緊地擠在一起，我爸騎上去之後，我姐快速跳上後座，無縫銜接，動作完美堪比雜技表演。
我媽的自行車上，前後各坐一個，我媽不會溜車，她一腳踩着馬路牙子，一腳登上去，就搖搖晃晃地騎走了，每次我都替她捏把汗。
一次，我弟坐在後面稍微扭了一下身體，我們三個就一起摔在了馬路上，我媽起來，不由分說就給我弟一巴掌。“我讓你亂動！”
小學時，我和一個叫王錦的同學特別要好，天天一起上下學，她是家裏的老二，下面兒還有三個妹妹，一個弟弟，最小的是男孩。
上學路上，我問她，“六一兒童節你最想要的是什麼？”她說一雙白球鞋，一條新裙子，一個洋娃娃，我也說了一堆，然後我們嘆一口氣，知道我們想要的都實現不了。她又問我，“你長大想幹什麼呀？” 我說“長大了想當演員。” 她說，“我長大了要去放馬！”
她學習比我好，做事比我踏實，我非常喜歡她，尤其是她的圓鼻子，他們家每個女孩兒的鼻頭都圓圓的，全都像父親。
秋天到來時，開始流行喫“憶苦思甜”飯，大家坐在一起，表情莊重，不許說話，每人發一個糠餑餑，裏面摻了野菜，就是現在人們都愛喫的那種雜糧餑餑。
喫糠餑餑的時候，請來一個滿臉皺紋苦大仇深的老大爺，他穿着陳永貴那樣的衣服，坐在前面講舊社會的事兒，口音很重，只能聽懂一半，老師提前告訴我們，“聽貧下中農憶苦思甜的時候，會有人來拍照，你們最好流着眼淚聽。”
我天生會演哭戲，憶苦思甜時我流眼淚簡直順手拈來，再後來看電影“賣花姑娘”，我哭得稀里嘩啦不能自已，如今的老淚眼就是那時落下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