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加缪死于车祸。在此之前，他也是一位成熟有地位的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不过我们总觉得加缪志业未成。
加缪坦承不信教，不过他的愤怒会让人想起约伯的问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史上很多的事例: 上帝为全能又善良，则其存在如何解释得了人类社会不当受苦而受苦的情况？
这种问天或指控，很清楚的出现在加缪最富雄心——如果长度可以算是雄心的体现——的小说中。《鼠疫》里有一景: 一位教士征引正统基督教说法来回答上述的难题，不过听的人并未心服口服。加缪坚称本书为历史而非小说，其内容是由一位第一人称的医生所述，他目睹鼠疫发生，施虐一座小镇，使之必须与国中其他地区隔离。
疾病在小说的背景发生、恶化，然后逐渐消退，人们便在其中扮演各自扮演的不同角色，从牺牲奉献到无法无天，不顾别人死活的都有。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本书是现代世界难得一见的寓言之作，带来瘟疫的鼠辈正是纳粹党，而隔离的小镇不是法国，便是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虽然如此，加缪的小说，却不是任何基本特征都吻合史实，硬要比附，无异缘木求鱼。在小说里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人，也无一真的站在鼠辈一边，很不幸的，纳粹控制下的法国，情形并非如此。
加缪的第1一部长篇是《局外人》，出版于194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便存乎这本书中。和《卡拉马佐兄弟》一样，书里有人遇到枪杀，同样有位无辜的人，因此荒唐得背叛有罪。德米特洛未犯杀父之罪，不过一连串事情隐指他为凶手，而他也因此判刑定罪。《局外人》的主角莫尔索倒真的犯有谋杀之罪，不过我们可以说这是无心之过，那把阿拉伯刀在正午烈日下闪闪发亮，虎视眈眈，莫尔索随手扣发衣袋内的左轮，几乎是一种本能上的反射动作。
从法律上讲，莫尔索应获判无罪，因为他是自卫杀人。他所以令人起疑，愤愤难忍，原因出在态度上: 他随时都像是要揭开常情习俗的表里不一，令人倍感威胁。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掉下一滴泪，社会可以入人于罪，可是社会不了解这个年轻人，不会向流俗低头，他像是个异乡人，因为行为怪异而被判死刑，不过他也因此反求诸己，好像从来没有自我反省过一般。他从痛苦的沉思中醒过来时，仍然不愿臣服在命运之下，但此时他内心留过一丝喜悦，感受到自然界温柔的冷漠，夜空繁星万点，夜色中飘来芳香，而空气带着咸咸的味道。
这位主角从前的态度是什么事都“没有道理，无关紧要”。《局外人》大获成功，此一态度是根本原因，传统习俗忸怩作态，却是社会萧墙内稳定进步的动力。异乡人不了解、不尊敬又不顺服传统因袭，难免变成疏离或逃避型青年的典范，就好比在时地的可能性限制之下，他也不再随俗波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正不知有多少缪沙德在人间浮沉。
同样出版于1942年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以较理论的方式重述了《局外人》用小说传递的讯息，西西弗斯触犯众神，受罚做徒劳无功的苦功。对加缪来讲，这是荒谬英雄的原型，不过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西西弗斯并未受到惩罚，他知道工作不会有任何结果，推上山顶的巨石难免掉到山脚，干脆以愉快的心情来重复这件工作。应该汲取的教训是: 要当个快乐的西西弗斯。
加缪在行动中发现快乐和世界完全而且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时，乐已在其中矣。不过还是有个问题不请自来，在一个没有神的宇宙，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也就是说在一个人不会因恐惧报应而畏首不前的宇宙里，难道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加缪分别用小说、散文和戏剧来追索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 人处于人际之间，可能会犯罪。
1959年的《堕落》再度探讨罪与自由幅度的问题，也再度让我们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尤其是有关宗教大法官一章。身兼叙述者的主角自称“悔罪法官”，他在为自怜虚荣的一生告解: “我，我，我就是我一生的重复。”虚荣导致心口不一，因为自行创造的自我形象，会维护自己的角色，也会要求别人肯定此一角色。
就社会期望而言，此一形象越显得正直，想赢得的喝彩声就会越多，然而沐浴在掌声和温馨中的个人，却可能会处身于和形象相抵的现实中，而继续靠着谎言生活，扮演一半自加另一半他人所加的角色，这种情况会不断造成事故，直到扰乱了平静的心池为止。
这本小说里的我并非单指一人，实指我们。一般而言，这种情形也可用来理解加缪典型的角色，虽然如此，这种角色仍然栩栩如生，即兴喜剧里的小丑或上场角色，一般都已经过大而化之的处理。在加缪的小说里，要看到这种人并不容易，但这些角色仍然拥抱整个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