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他说过: 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无缘分的。柏拉图最早的一些对话是被公认为最近于苏格拉底的，这些对话主要是从事于探讨伦理学名词的定义，比如谈论节制和中庸，谈论友谊，谈论勇敢，所有的这些篇对话里都没有得出结论，但是苏格拉底明确表示，他认为探讨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始终一贯地坚持说，他自己一无所知，而且他之比别人聪明就只在于他知道自己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以为知识是不可得到的，正相反他认为追求知识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他坚持说，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须的就只是知识。
德行与知识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存在于一切的希腊思想之中，而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对立。
在基督教的伦理里，内心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并且至少是在无知的人和有学问的人之间，同样的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希腊伦理学与基督教伦理学之间的这一区别一直贯穿到今天。
辩证法，也就是说以问答求知识的方法，并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辩证法似乎是由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首先系统地加以使用的。但是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设想，苏格拉底使用并且发展了这种辩证法，我们已经看到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时，他快乐地怀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继续永远的提问题，而且不可能再被人处死，因为他将会是不死的。当然如果他使用辩证法的方式真是像《申辩篇》中所描写的那样，那么别人对他的仇视就很容易解释了，全雅典的骗子们都会结合在一起来反对他的。
辩证的方法只适用于某些问题，而不适用于另一些问题。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柏拉图的研究的特点，因为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处理的。而且通过柏拉图的影响，后来大多数的哲学家们都曾为他的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缚。
某些东西显然是不易于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例如经验科学。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苏格拉底总好像是只不过在引出被诘问者所已经具有的知识罢了，由于这种缘故，他就把他自己比作是一个助产士，但是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几何学问题的时候，他就必须问到一些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许的引导性的问题了，这种方法是与回忆说相谐合的，因为按照回忆说，我们的学习只是由于记忆起来了我们在前生所已经知道的东西，但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让我们考虑一下用显微镜所做出的任何一种发现吧，比如说细菌传播疾病，我们很难认为这种知识是可以用问答的方法就能够从一个本来对此一无所知的人推演出来的。
苏格拉底的处理方法所适用的乃是那些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的知识而可以达到正确结论的事物，但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者缺乏分析的缘故，而未能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最好的逻辑的使用，像什么是正义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适应以柏拉图式的对话来加以讨论的。
然而我们也很可以把这种方法很有意义地应用于稍微广泛的一类情况中，只要所争论的是逻辑的事情而不是事实的事情，那么讨论就是发现真理的一种好方法。逻辑的错误，我以为要比许多人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他能使犯这种错误的人，轮流的在每一个题目上都采取为自己所惬意的见解，任何一套逻辑上一贯的学说都必定有着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并且与流行的成见是相反的。
辩证的方法——或者，更广义地说，无拘无束的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的，因而在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当其目的是要发现新事实的时候，这种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也许我们可以把哲学就定义为是用柏拉图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讨的整合，但是如果这一定义是妥当的话，那乃是由于柏拉图对于后世哲学家们有影响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