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我是从一个卖书的网红博主那儿听说的，他推广此书不遗余力，认为每多卖出一本都是我们民族的幸运，再加上那么多名人的鼎力推荐和豆瓣的超高评分，我才怀着好奇找来一看——虽然只看简介就知道作者要说什么，毕竟我也读过几本关于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书，但矛盾文学奖的名头还是让我想着说不定能学到点东西。不过读完后还是比较失望，因为除了民俗学的一些内容（主要是迷信方面的）外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
简而言之，这本书可以说是原始部落日常生活的一个花式作死大合集，充满了各种狗血故事——之所以说是狗血，是因为那些桥段我们常能在自己身边和电视剧中看到，而这些事情并不会因为发生在“淳朴”的游猎民族中就显得唯美或不那么狗血。另外我感觉作者有点向《呼兰河传》致敬的意思，不过在叙事水准和思想深度上都和萧红有差距。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对游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比较好奇，那这本书的确值得一看。但如果更偏重文学方面的收获，《呼兰河传》无疑是更好的选择——这两本书都是讲东北的故事，一个主角是河边山林中的猎民，一个是河边城镇中的居民，“原始”和“文明”这两种生活方式互相对比着看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本书获得的荣誉和口碑毫不奇怪，因为读书写作的这个圈子里基本都是文艺青年、文艺中年和文艺老年三类人，沾上“文艺”二字的人多少都有点怀旧情结，更向往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们在向往的同时常常会忽略一些残酷的事实。比如这本书中的叙述者“我”就见识过很多文明社会的人难以接受的事——“我”的母亲先后生过六个孩子，却因为风寒、感染和意外夭折了四个；部落的第二任萨满生过五个孩子，也夭折了三个，表面上看都死于意外，但部落的人却认为和她跳神救人有关。他们对待夭折孩子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把尸体往白布口袋里一装，扔在向阳的山坡上了事。另外他们安葬成年死者的方式是风葬，在树上高处架个木台子，直接把尸体放上去让鸟类啄食。
除了安葬时由萨满给死者唱歌外，他们没有祭奠死者的特定场所和仪式。这和他们万物有灵的信仰有关，认为人和动物的身体只是个暂时的居所，死者的灵魂已经去了另外的地方，因此遗留下来的尸体没那么重要，回归自然就好。所以他们更看重灵魂而非载体，认为除了彼岸之外，灵魂还可以在这个世界游走在各个载体之间转世投胎，而这些载体不只包括人类和动植物，也不限于山石和流水这样的景观，甚至可以是篝火、雷电、月光或清风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这么一看就很有点文艺的味道了，所以这种淳朴而又原始的价值观被文艺爱好者们热捧就很好理解。
但是说到底，这种原始社会广泛存在的万物有灵论，其实只是对痛苦和无力的一种粉饰罢了。如果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手段，在无情而残忍的大自然面前，在亲人像儿戏一般接连死去的事实面前，人们很快就会精神崩溃，根本无法生活下去。所以以前的人不得不发明出种种怪力乱神的价值观来欺骗和劝慰自己，好强迫自己接受现实。这种万物有灵论就是其中比较低级的一种。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这种信仰并非事实，与其把孩子的死归因于触犯了禁忌或神明的喜好，倒不如说他们缺的只是一管抗生素或者现代的监护制度而已。
如此之高的儿童死亡率在这样的游猎部落中属于常态，能活过15岁的孩子大概不到一半。原始社会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0岁，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于是为了让部族延续下去，女人们就只能强忍着悲痛不停地生育，生育少或不能生育的家庭就会受到种种歧视和压力。这在我看来绝对不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可部落中的人们一边拿神灵的意愿自我欺骗，一边顽固地拒斥现代文明，这完全是因为无知，无论他们的理由说得多么好听或多么文艺，无知也不会变成浪漫，只会让他们继续付出代价而已。虽然作者试图表现出客观中立的态度，但她还是在文中多次借叙述者之口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厌恶和对原始生活的留恋，也由此暴露出一些叙述技法的问题。
文中的“我”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遗孀，这本书是以90岁的“我”一个人坐在火塘边的自述来回顾鄂温克族一百多年的历史，那么作为见证者和当事人的“我”理应不该在叙述中夹杂那么多的解释——这些事情的背景、逻辑、文化对“我”来说都是深入骨髓的东西，那么暮年的我回顾一生时，为何要边想边解释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观众听呢？我凭什么认为这个故事会有很多汉人读者围观，所以在讲述时要端着架子、摆好姿势，做出一副讲解的姿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本书虽说是亲历者的视角，但作者为了让读者看懂，却故意以一个文明社会的汉人（也就是作者本人）的眼光来写这段历史，对每一件事都要用鄂温克族的逻辑解释一番，以显得不那么离谱，这就造成了叙述和叙述者本身的割裂。我觉得更合适的方式是让一个汉人记者（也就是作者本人）来采访这个酋长的遗孀，然后再把她的讲述整理出来，这样就没有违和感了。作者在动笔前决定叙述方式时应该是有点欠考虑，把自己和笔下的叙述者融为一体了，所以我认为文中那些拒斥现代文明的说法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结果让这本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成就打了折扣，这无疑是个遗憾。
书中的游猎民族过的虽然是原始部落的生活，但也不是完全原始，他们打猎还是要用枪的，放养的驯鹿还是要系铜铃的，这些都是文明社会的产物，需要他们用猎物的毛皮和肉去和汉人做交易换取，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文明社会。此外盐巴、面粉、白酒、布匹等等不可或缺的东西也需要交易，他们自己是无法生产的。这样的游猎民族其实是徘徊在文明社会边缘的群体，他们需要文明社会的技术和器物，但拒斥文明社会的科学和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甚至建国后还有很多猎民反对让孩子上学识字——鄂温克族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他们怕汉语会教坏孩子。
但文明社会的触角还是强硬地挤入他们的生活。伐木和修路使得留给他们的原始领地越来越少，最后整个部族不得不迁入山下专为他们设立的镇子——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喜可贺的。他们有机会摆脱蒙昧的生活，融入现代文明，这相比于原始的生活方式无疑是迈出了一大步。但我知道作者和文青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更想痛哭流涕，哀叹一种自然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消失，就像他们总是为城市的扩张和乡村的消亡而痛心疾首一样——对他们混乱的脑袋来说，现代化和工业文明是一种罪恶，原始和自然的东西才是好的。
他们大概不会去想，正是因为他们出生在现代文明的社会，才能在各方呵护下平安活过15岁，才有机会上学读书识字，才有可能读到这些描写原始部落的书，然后用智能手机在网上大发牢骚，诉说文明社会的罪恶和原始社会的唯美，诉说他们对大自然的向往和对城市生活的鄙弃，乃至为自己没有出生在一个原生态的部落而哀叹不已——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好处而不自知，这就是典型的生在福中不知福、吃文明的饭砸文明的锅。只不过那种唯美的生活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等真正体会过才会发现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空调暖气、没有热水淋浴、没有电力和网络、没有现代食品和饮料、没有医疗和安全保障，更没有个人隐私的原始生活有多痛苦，何况部落里的人际关系还比他们经历过的更狗血——只要是人类就会有相同的欲望和纠纷，但文明社会之外的非法地带无疑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野蛮一些。
一句话，文青就是矫情。
原始社会总是有一些“智者”的，比如书中的叙述者“我”，还有部落的酋长和萨满。他们的想法中往往透着大自然的智慧，这一点让文青们很着迷，认为是“天人合一”的究极境界。可我之前也说了，这种“智慧”只是建立在一种自欺欺人的价值观之上的东西，是对痛苦和无力的一种粉饰。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他们的萨满——这些神棍用跳神的方式救助伤病者，但必须付出代价，比如献出一头鹿或一个孩子的生命。因为他们信奉的神，其意志是绝对的并且不可改变的，神想要的东西是一定要拿走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另一个差不多的东西来换，还要跳一整夜的神舞来求神开恩。所以这种跳神仪式说白了就是人与神之间一命换一命的交易——虽然这所谓的交易也只是他们的错觉而已，可能本来就是一针青霉素的问题——无论作者多么言之凿凿，书中那些扯谈的“神迹”我是不信的，他们把一切偶然、意外或者错觉都当作必然，将自己的错误和疏忽全部推诿到神的身上，还由此制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禁忌，却从不考虑是否该从制度上改变现状。结果就是毫无道理的禁忌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重，却没有一条是有用的，意外该发生还是会发生，孩子该夭折还是继续夭折，他们仍旧把这些痛苦都归于神明，从不反思这是不是部落本身的问题。
相比之下，萧红在《呼兰河传》里也写了跳大神的场景，不过她把这些神叨叨的萨满全写成了无利不起早的骗子，这显然更贴近现实。虽然二者描写的萨满可能有正版和盗版的区别，不过小时候的萧红以一个孩子的眼光都能看透的事，到了21世纪居然还有人用欣赏和崇拜的笔触去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我想这就是天才和凡人的差距——天才的目光总是能直达本质，凡人的眼睛却一直被表象蒙蔽。这一点读者只要稍加比较便高下立判。
虽然处处可见美化的痕迹，但书中还是有很多以文明社会的标准来看非常扭曲的做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有人会说，我们不能以文明的价值观去评判部落生活，就像不能以现代的价值观去评判古人和历史一样。可问题是——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标准吗？或者你提出一个更好的来？在我看来，我们不但只能，而且应该或者说必须用现代文明的标准去评价所有的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这一点我甚至都懒得解释，因为实在是想都不用想的问题——我们常常说要把某事或某人留给后人和历史评价，如今我们对古人来说就是后人，在我们眼里古人的事迹就是历史，那么我们不来评价谁来评价？不用当今的价值观评价用什么评价？说话不能这么双标好吧？至于世界上残存的那些原始部落的传统，比如食人、割礼、活人献祭等等，你认为拿什么标准来评价比较合适，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愿意就此进行友好的讨论。我始终认为，这种评价并非文明社会的权利，而是文明社会的义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无关傲慢，仅仅是发自良心的必然。但这些部落最终要怎么选，是融入还是拒斥现代社会，是他们每一个个人的权利，别人都只能尊重。
最后，这本书出版的年代比较幸运，因为后来审查制度收紧，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成精之类的要求让这本书不太可能在今天完整地出版，迷信内容太多了。但知名作家面临的环境还是比新手要好得多。比如王朔写了本编辑都看不懂的天书，但他们还是得硬着头皮，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因为作者的招牌摆在那里，不愁卖不出去。你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敢这么写，直接给你扔垃圾桶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