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学同学ZD在微信上给我留了一段文字，“小多，家里一架比我年龄还大的老旧钢琴。我父亲去世后有20多年没使用过了。需要修理和调音后才会有个魂灵。你联系介绍一个师傅给我。多谢！”
我问是什么牌的老钢琴。“莫扎特牌”。
说实话，我从未听到过这个牌子。赶紧翻资料，找到了一些有关的蛛丝马迹。莫扎特牌（MOZART）钢琴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众多制造乐器的小工厂之一的上海琴行出的，历史有点久远，后来停产了。难怪。看来今天还存世的铁定是绝品了。
后来知道，李岚清的舅父家也有“莫扎特”牌钢琴。
李岚清少年时，他舅父还是在洋学堂学习的大学生。他家里也有一架买来就是二手货的破“莫扎特”钢琴。李岚清觉得钢琴弹起来很好听，舅父就主动请缨教他弹琴。舅父教琴很正规，先从练指法开始。练了一段时间后，李岚清感到实在枯躁无味，于是自作主张终止了钢琴课，开始了自娱自乐的瞎弹阶段。
李岚清舅父家的“莫扎特”下落最终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我同学父亲留下来的“莫扎特”现在就存放在同学家里。
我联系了几位专业钢琴技师。有一位依稀知道有这么一款钢琴，其余的表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但他们几乎都表示，因为年代久远，这款老琴不是“修理”那么简单，估计要有一次脱胎换骨的“翻新”。
老琴如同老年人，免不了这样那样的毛病，小打小闹的换几根弦，校一下音断不会焕发青春。万一老琴还病入膏肓了，那谁都无力回天。所以第一步要现场对老琴“望闻问切”，必要时还要上类似于CT、B超之类的专业设备。
如果老琴身子骨还硬朗，不必进“临终医院”，接下来真的对他动手动脚还有大麻烦。许多要替换的零部件几乎没有现成的。若是有替代的，算万幸。若找不到替代的，只能定制。那可是要大破费了。
专业的人说专业的话。他们都建议我同学，与其这样，真不如用翻修的钱去买新琴。那会是一架不错的新琴哦。
我同学执意要“翻修”。他有很重的“魂灵”情节。
同学父亲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毕业的科班音乐大学生，当年就很稀缺。这架“莫扎特”是他上世纪中期购置的。正值年富力强，大好年华，本可以借重钢琴在音乐上教书育人大展宏图的。不料事与愿违，同学父亲莫名其妙的就走上了一条令人唏嘘的坎坷之路，自然与“莫扎特”钢琴聚少离多了。
不知是否可以这样断言，那么早就拥有一台“莫扎特”钢琴的家庭，一般都逃不脱多舛的命运，除了个例。
斯人已去，睹物如见，这台钢琴留下了一个时代、一个家庭的回忆。同学说起父亲，语气轻描淡写，但掩饰不住对父亲才气的赞叹和对父亲失意的惋惜。
同学随口问了我一句“你知不知道莫扎特钢琴”？估计他也知道我不会给他肯定的答案，所以没再继续追问。可是这反而引起了我想自我刨根问底的冲动，于是花了一番功夫作了一番探究，连接了一些碎片，好歹有了“莫扎特”和钢琴的一些眉目。
二、
想起四十年前教我们近代史的那位教授。
他老人家说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初就动起了对中国贸易的念头。他们一厢情愿的算计，中国那么多男男女女，不用全部的，只要有四分之一男的穿皮鞋，女的弹钢琴（也可能是风琴），那真金白银还不赚死？于是就有载着皮鞋和钢琴的洋船来到广州。结果中国老百姓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洋人的皮鞋一双没卖出去。再看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和葱管般的指甲。弹钢琴？弹什么弹。第一单钢琴生意以大亏告终。于是乎，英国人才想到了往中国贩卖鸦片。
我们教授把钢琴和鸦片搞成一对因果关系，不知是为了嘲笑洋人还是国人的愚昧，但这不太符合事实。钢琴比鸦片早两百多年就已经进了中国。
1600年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着贡品第一次觐见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贡品中有一架17世纪意大利制造的长方形琴身的羽管键古钢琴——庆巴罗，又名“铁弦琴”、西琴、72弦琴。
说起这位万历皇帝，我想多一句嘴，说说他同时代的族叔朱载堉。朱载堉是朱元璋九世孙，按辈分，是万历皇帝的叔叔。
今天钢琴使用的十二平均律就是朱载堉计算得出的“新法密率”。
钢琴一个八度有七个白键、五个黑键。如何把一个八度平均分成相互是半音关系的十二份？朱载堉在自己设计的81档特大算盘上进行了开方运算，得出每个音的频率为前一个音的2开12次方，即1.059463094359295倍。朱载堉1581年的计算结果在世界音乐理论史上是划时代的，比西方最早的西蒙·斯蒂文(SimonStevin)早得出4年。
送万历皇帝钢琴的利玛窦，饶有兴趣的记录了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内容。这是千真万确的。于是有人怀疑利玛窦让西蒙·斯蒂文看了他的手抄本，可惜查无实据。但是，巴赫发表运用十二平均律的琴谱系统已是1722年。一百四十多年过去了，皇宫里坐着的早不是明皇帝而是清雍正皇帝了。
回头把利玛窦觐见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事说说完吧。
利玛窦让随行的传教士演奏了古钢琴。朱翊钧大感兴趣，立马指派四位太监学习弹奏。有两位太监很有天赋，一个多月就会有模有样的“叮叮咚咚”了。利玛窦很感慨“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互访，安排盛宴、歌女和各种乐器，他们总是认真倾听，并且十分在行，甚至会在书中记录下一年中演奏、跳舞和唱歌的方式和时间。......他们的乐器种类繁多，但没有拨弦式古钢琴和击弦式古钢琴。”
话说到这里，又要插话了，对钢琴做一些必要说明。注意利玛窦提到“拨弦式古钢琴和击弦式古钢琴”了吗？
拨弦古钢琴做工华丽，音色比击弦古钢琴好听，但是体积大，容易坏，一般用于教堂、宫廷，落了地就基本不搬动。
击弦古钢琴，结实耐用，声音纯粹就是敲铁丝，大约像扬琴，不过体积较小，方便随身携带。
几百年间，娇贵的拨弦古钢琴一直受音乐界青睐。直到1700年发生的一件偶然，或者说必然的事，让击弦古钢琴打了翻身仗，脱胎换骨进步成现代钢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一直到1700年，佛罗伦萨美弟奇家族的一位青年爵士托斯卡纳遇到两件不相干但同样恶心的事，让钢琴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三、
这一年，托斯卡纳失恋了。祸不单行，高额聘请的宫廷乐器制造师不鸟他，辞职而去。托斯卡纳很郁闷，干脆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托斯卡纳是贵族，热爱艺术也舍得花钱。当他闲逛到帕多瓦时，结识了才华横溢的年轻乐器制造师克里斯托弗里。托斯卡纳想邀请克里斯托弗里随他返回佛罗伦萨，顶宫廷乐器制造师的空缺。
克里斯托弗里拗不过爵士的权势，也经不起高额津贴的诱惑，矜持的拒绝了一番就跟着托斯卡纳回去了。1709年，在佛罗伦萨的专用工坊里，克里斯托弗里制造出了可以自由控制强弱的88键击弦古钢琴“gravicembalocol piano e forte”（“能弹奏强弱音的羽管键琴。后来被简称为“forte piano”），音域从AO到C8几乎涵盖了乐音体系的全部乐音。
“forte piano”就是今天普遍使用的现代钢琴。
利玛窦他十分遗憾的说中国人：“自得其乐，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音乐的存在。对于我们的乐器，尽管之前从没见过，他们仍未表现出惊奇。”所以，钢琴在中国的推广有了第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从利玛窦上贡的古钢琴，到最初通过传教士在洋教堂和西洋学堂的音乐课上慢慢渗透到中国民间的现代钢琴，用了两百年的努力，最终让钢琴可以作为商品进入中国。
我那位近代史教授没有接着说另一个事实。中英《南京条约》后的两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曼切斯特商人就运了一批现代钢琴到中国广州。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中国上海、北京等地的教会学校，开始也有了面向民间的钢琴教学活动。当然，钢琴真正在中国大地站住脚、取得社会性的地位，是在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运动当中实现的。
1870年后，钢琴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公茂”洋行在惠民路927号开设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制造和销售钢琴等乐器的“谋得利”钢琴商行，销售英国整体装配后海运来的“谋得利”钢琴。
为了赚个好价格，他们装神龙鬼的对外宣称钢琴里面都是钢铁做的，于是“钢琴”这个称呼，在中国就流传开了 ，而中国琴棋诗画的琴，成了“古琴”。
四、
商人必然唯利是图。为了降低成本，英国人想到与其整装海运不如海运核心零部件，在上海开家厂组装“谋得利”的方法。接下来果然很见效，一个月可以生产经营钢琴100多台。
花了整整二十八万银元建起来的谋得利厂房就在今天的上海钢琴有限公司厂区内。当年厂房的标志性落水斗上大写的“M”和当年的大楼、小洋房、电梯、消防栓仍然屹立着。
怕技术外流给中国人，谋得利组装厂的技术工人都是洋人，连看门都雇印度“阿三哥”。组装与调音都关起门。可是不久，英国商人发觉用便宜、听话的上海劳工，成本还可以大幅下降，于是开始招收中国木工。上海滩上的“宁波人”不仅裁缝出名，木工也是一流。结果，“谋得利”钢琴的中国工人几乎清一色都是“宁波口音”。他们成了中国第一代制造钢琴从业者。
哪怕英国佬再“鬼”再“精”防中国人偷学，还是挡不住宁波人集思广益，练就了一套偷学本领，掌握了钢琴的核心技术和调音技术。看到钢琴可观的赢利尽数被英国人掠走，实在不落胃。一不做二不休，中国工人干脆自己开厂造钢琴，许多都是从谋得利钢琴厂出来自立门户的技师、技工。当时上海开琴行有十二家，其中十家琴行都是宁波人开的。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了几十家生产钢琴与风琴的小企业。尽管极大多数是装配性质的作坊，但为中国诞生了许多著名钢琴品牌，其中就有上海琴行的“莫扎特”（MOZART）钢琴。
从谋得利琴行出来的顾阿智、贺春生、高堡仁三人开始是合伙经营精艺琴行，生产KINNEAR(精艺)牌钢琴的。以后，贺春生、高堡仁两位有从精艺琴行出来开办了上海琴行。
上海琴行第一任厂长是宁波人李佐亭。除此记录外，再找不到李佐亭其他资料了。但是找到了另一个叫李佐庭的，其父是谋得利琴行员工。不知两者是否同一人。如果是，那就有后续了。
李佐庭是宁波音乐奇人周大风的姑丈。宁波人周大风除了创作留世佳作《采茶舞曲》，制作钢琴也是一把好手。
1887年日本开始生产Yamaha（雅马哈）钢琴，但质量极差，连木工、漆匠都过不了关。无奈之下，便以六十银元的工资招纳上海钢琴技工东渡。技工青一色是宁波人。李佐庭后来加盟日本横滨钢琴厂，提供了主要技术和大部分资金，一度任命为雅马哈钢琴厂的厂长。宁波人周兴旺是东渡日本第一批受聘制作雅马哈钢琴的中国专家，算得上是雅马哈钢琴的鼻祖。
上海琴行投资人周尚杰，是周兴旺的儿子。他出资两万银元组装了五十台莫扎特牌钢琴。
还有一位投资人陈桂肪，宁波人。当时任杭州胡庆余堂总店副总经理，占胡庆余堂雪记药号十一股半，计洋三万四千五百元。民国三年10月24日上海胡庆余堂国药号在沪落地，陈桂舫兼任了总经理。
五、
专业朋友给我同学提供了“莫扎特”老钢琴基本的翻修思路，并表示只等手头有暇，便把琴运到修理厂。至于价格，虽然不菲但肯定名目清晰经得起推敲。我急切等待，希望能续翻修“莫扎特”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