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不幸與幸運


1924年6月3日,41歲的卡夫卡病逝於維也納附近的療養院。

生前,病牀上虛弱的他給自己的好友馬克斯•勃羅德(當時是小有名氣的作家)寫下一封信,託付好友替他辦理身後之事。

這封帶遺囑的信中原話如下:  “最親愛的麥克斯,我最後的要求是:我遺下來的一切(放在我家裏和辦公室裏的書架上、櫃子裏、寫字檯上的東西,或者是在可能放東西的任何地方,你所發現的任何東西) 有關筆記薄、原稿、草稿、來往信札等,以及你手邊或者別人那裏,請你以我的名義請求他們交出來,我寫的一切短簡的文章,都請不要閱讀而給我全部焚燬……”

總之,一句話,他希望自己所有的日記、書信和手稿,“片紙不留”,隨着他的離去而消失。

但是,摯友勃羅德不捨得,他還是違備了卡夫卡的遺囑,沒有照他說的做,而是花費心力(如果考慮當時他的處境)保護,而且把這些文稿一一整理出來,發表了,尤其是三部未寫完而稿頁零亂的長篇小說。

《失蹤者》、《訴訟》和《城堡》都是卡夫卡生前未完成的手稿,由摯友馬克思·布羅德整理編輯出版。

這應是馬克斯·勃羅德的最大貢獻,他的慧眼,使後世知道這樣一位獨特的天才般作家。

人生有此知己足矣。

卡夫卡從小就喜歡文學,不倦於創作,但這個愛好卻遭到父親的鄙夷和打壓。由於父親意志他在大學被迫轉學法律,並於1906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

畢業實習一年後,24歲的他開始在官辦的保險公司供職,做了名小職員。

其實卡夫卡非常討厭日復一日的辦公室工作。

大學年代卡夫卡上的是布拉格的德語大學,專業是法律,但他的興趣是文學,愛讀斯賓諾莎、黑貝爾(戲劇學)、達爾文、尼采等人的作品,並開始習作。

正是在布拉格的大學期間,卡夫卡結交了猶太同窗一一 馬克斯• 勃羅德,當時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作家。他們志趣相投,卡夫卡經常隨勃羅德參加布拉格的文學活動。

勃羅德是卡夫卡價值的最早發現者和鼓勵者。在他的催促下,卡夫卡還是有少量的作品發表。

人總是脫離不了自己所處的社會和家庭的環境,這也許是每個人的宿命。但每個人也有自己的使命,卡夫卡就是用他短暫的一生勘破劃亮了文學的前路,他成爲後世各個寫作流派追認的先驅。

卡夫卡的作品不好懂,但瞭解他個人的生平和境遇,家庭關係以及社會背景後,再讀就容易理解。

作爲個人成長,卡夫卡的經歷超乎尋常的坎坷和艱辛,他與父親的關係一直複雜而緊張;作爲一名猶太人生活在奧匈帝國時期的布拉格,飽受壓迫和排擠;一生都沒有得到他內心向往的那種浪漫持久的情感;在還沒有醫治方法的年代感染了肺結核疾病……

雖然不喜歡上班,但你沒想到的是,他恪守職業,在保險公司上了15年的班,最後實在是因爲身體原因,在最後的兩年才提前退休。

只要他在辦公室一天,他總是兢兢業業的,以至得到他上司的賞識。在同事眼裏,他也守職溫和,總是能從與衆不同的角度解決問題。

這倒符合卡夫卡的性格邏輯:內心極爲執拗,外表卻十分謙和。

你沒看錯,世界上第一個民用安全帽,是文學巨匠卡夫卡發明的。

在他上班時的好多年,他白天上班,晚上寫作,他的時間尤爲寶貴,妥妥的一位現代  “斜槓青年”。

他是白天的上班族,也是夜晚的小說家。雖然感覺“寫作和辦公室相互排斥”,但面對工作,他兢兢業業,對於寫作,他更是全身心灌注。他只願爲內心寫作,並不願意示衆。

寫作不是爲了出名,不是爲了發表,只是爲了表達、掙脫,純粹地燃料生命。

他的業餘時間可以說是利用到極限——不,超過了極限,那都是用必要的休息和睡眠時間換來的。而且每個字都是在靈魂深處飽浸了心血後迸發出來的。

對卡夫卡來說,上班只是爲了生存,寫作纔是他的生命。

也許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太有限了,所以要抓緊時間去寫。

他一生未婚,不過在生命的倒計時中,有喜歡的女友陪伴着,最後死在女友的懷裏。

2023-3        風鈴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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