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婆回上海了，我很想念她，不僅是我，她在保山的朋友們都和我一樣 ，懷念着和她相處的日子。
上海外婆是上海人，因工作來到了保山，呆了四年。我們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認識的。那天，我和朋友們在一家店裏開自助燒烤party，吃得正歡時，一個陌生的中年婦女走到我們身邊，見有生人，我們招呼她一起吃東西。她驚訝地問：“我可以吃嗎？要付多少錢？”我們笑了，告訴她不用，隨便吃。她也就不客氣地拿起東西和我們一塊吃了起來。
那一次，我們沒問她是誰，來自哪裏。幾天後，在一次公務活動中，我們再次相遇，我才知道她是一家銀行的董事長，來自上海，其時已經49歲。
上海女人在我心中一直是嬌滴滴，說話聲音嗲嗲，身着一襲旗袍，左手拿着一個精緻的小包，右手一把扇子，風情萬種。與眼前這位鋼煉，甚至有些帥氣的她絲毫掛不上鉤。後來，慢慢地我們就熟悉了起來，下班後，我們會約着一起喝咖啡，到書店看書，週末，她會提前買好一袋包子饅頭，和我們一起去敬老院看開心奶奶。她也因而成了開心奶奶的“心心姐姐”。甚至還和我們一起走到貧困的山區去做志願服務。在當地老百姓家裏，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吃着火塘邊的烤洋芋。
她隨性而灑脫，絲毫沒有上海女子的洋派作風，也沒有職場高管的架子，大多的時候，身着一套休閒裝，一雙運動鞋。甚至有一次，她去板橋的集市去，在那戴上了趕馬車大叔的草帽，手裏拿着趕馬鞭。當她把照片給我傳來時，我半天都沒認出她。認出她後，捧腹大笑，把肚子都笑疼了。
她說認識我們後，她在保山的生活發生了變化，可以說是顛覆性的。纔來保山時，下班後一個人無事可做，就開着車到處漫遊。和我們在一起後，有了朋友，生活多樣，我們是上蒼賜予她的禮物。有一年，保山西山發生火災，當她得知我們要去給救火的隊友們送水說、食物等後勤補給物資時，二話沒說就開車過來，和我們一起上山。上西山的路山路十八彎，都是她在開車，下山後我們才猛然醒來，她是來自上海的女子啊，對保山不熟悉，對山路就更不熟悉，她是憑藉怎樣的一股毅力把車開到山頂，又開回城裏的。我想，力量來自她的善良與純樸。
她還喜歡攝影，應該說是一名攝影師，她鏡頭下的視覺是獨特的，鮮活靈動。而鏡頭對面的人文關懷把照片裏的人物都拍活了。在保山芒寬鄉一個傈僳族的寨子裏，一個小男孩髒兮兮地，鼻涕流到了嘴裏，孩子打着赤腳。她心疼地抱起孩子，給他擦乾淨了臉，回去後又和朋友們一起，給孩子們帶來了書籍，玩具，把愛撒在教育裏。和同事們外出，她把同事們的一個個笑臉收入鏡頭，做成美圖。
一個上海女子，人到中年，接受到保山這樣一個邊陲之地工作，要克服多大的困難，沒有一顆強大的內心，是很難做到的。她對工作是熱愛的，作爲董事長完全不用自己去拓展業務或辦理業務，但是她做了。走入村村寨寨，親自幫助需要辦理業務的村民。她在保山的家裏，樓下的包子鋪夫婦，街上的茶葉店員工都成了她的朋友。當包子鋪的老闆娘二胎分娩時，她忙前忙後，還託我幫她們在醫院預約單間病房。
在保山的四年，陽光在她臉上留下了痕跡，皮膚不再是來時細膩的樣子，每次休假回上海，同事朋友都說她，“圖什麼？”後來，她把同事朋友一個個請來保山，讓他們感受保山，讓他們知道“雲南不是騎着大象去北京的”，雲南人是純樸的，身上有一股打動他人內心的張力。朋友們來過之後，由衷地羨慕起她來，“心惠，你是重新活了一回。”
是的，她是重新活了一回，精彩地活了一回。去年的一個晚上，我接到了她的電話，“花兒，到機場接我吧，我回來了。”那天接到她之後，眼前的她又是一個活脫脫上海精緻女子，越發漂亮了。我們相互訴說着各自的思念，各自的工作。我她的女兒結婚了，小外孫已經2歲多，她成了外婆，上海外婆。但是一切似乎又和以前不一樣了，她隨時扛起相機，抓起旅行包就走，走到大山，走進河流 ，走向大自然。日子再也沒有回到當初的原點，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她用心感知着生命存在的所有呈現。
我知道， 保山於她只是一個驛站，她是來保山赴一場清修，但是並不短暫，她在這驛站已經播了種，生了根，還會發芽，開花。
其實，保山不僅是對她，對其他外地來工作的她與他，都是敞開心扉的，他們也會在保山生根，發芽。
保山這座城市，對每個外來者都是一場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