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阅读加缪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种感觉有点儿像在一个雾霾的天气里长跑，你一边喘息着，一边窒息着。你明白你喘息得越快，你会吸入更多的雾霾，可是你就是想要跑，那种欲望让你无法停止，于是一件荒诞的事情出现了：你为了喘息而最终让自己陷入窒息。阅读加缪就是如此，每一个喜欢加缪的人都不会是一个甘于庸常生活的人，为了精神上的喘息，你阅读加缪，然而阅读的过程，就像你的那次长跑，你会逐渐感到呼吸困难。水泥森林中的生活碎片化了，碾碎成为齑粉，变成了一种霾，它们围绕着你的口鼻，狞笑着等待你下次张口呼吸。你在加缪的文字中想到了自己，原本为了让精神好好喘息的灵魂长跑，变成了让自己窒息到怀疑人生的命运反诘。这，就是加缪。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年仅44岁的阿尔贝•加缪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加缪成为历史上继英国小说家、诗人吉卜林之后，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获奖时为42岁）。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纽约时报》评论他“是屈指可数的具有健全和朴素的人道主义外表的文学声音”。这位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文学大师和哲学家，成为二战后欧洲乃至世界几代青年人的精神导师。加缪的名字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解冻的岁月，随着人们一同苏醒，并迅速成为文化界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他从文艺青年的狂热追捧中复活，并成为一种格调的象征——你都不知道加缪和萨特，还好意思说你有思想？“存在主义”、“荒诞派文学”这些词条被人们神话为一种标签，代表着一种思想的深度，一种独立的思索，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难怪有很多人说：“加缪和萨特影响了80年代整整一代青年人”。
然而，对于我们，特别是今天的我们来说，加缪依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存在主义确实是个很吸引人的名词，即使是今天也充满着光鲜和时髦，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加缪这些与存在主义相关的名字也能让人更加侃侃而谈，但存在主义本身的哲学概念，即使是“存在先于本质”这样最基本的内容，也是相对晦涩的。更何况，一生被推举为“存在主义大师”的加缪，一直激烈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流派，这就更加重了我们了解加缪的困难。加缪，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永远都是一个“异乡人”，疏离高冷是他的通行证，格格不入是他的墓志铭。就像他在《局外人》中塑造的默尔索，他的疏离和冷漠让他充满吸引力，即使他不愿意与任何人为伍，但依然吸引了周围的邻居去靠近他，甚至与他结交，即使他不愿意去深究爱情，但依然撩拨了美女的春情，即使他对个人事业毫无想法，但依然得到上司调任他去巴黎的青睐……而他的格格不入也最终完成了社会对他的埋葬，他在海边开枪杀了人，他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他在法庭上不为自己辩解，他选择了自己，放弃了生命，仿佛一场脱离自在存在，拥抱自为存在的殉教之旅。
也许，加缪一定会为此发火，毕竟“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是萨特的说法，而这两位曾经好友之间的论战和决裂早已家喻户晓。谈不上萨特背叛了什么，加缪坚守了什么，强行将两者的决裂进行引申，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他们只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对于存在主义，加缪否认自己的大师头衔，却反而印证了他对存在主义理解的透彻。当年萨特和加缪都意识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表象——荒诞，萨特用“自在”和“自为”去触摸这个表象后的本体，而一生肆意生活的加缪则直接认为那个表象就是本体，荒谬本身就是存在主义的一切。真正让这两位甚至曾一起在巴黎勾搭妹子的好基友决裂的，除了早已存在的思想分歧，更源于他们对当时苏联的政治态度。萨特和波伏娃那样坚定地站在苏联一方，在50年代那个苏联魅力席卷世界的时代，赞赏苏联是当时欧美知识分子最为流行的做法，加缪却“固执”地站到了对面，还大声疾呼“革命的暴力依然是暴力”。
阿贝尔•加缪这位外形俊朗的天蝎男，带着自己的敏感和冷漠决然离开了萨特和他的一切，即使年长的萨特在巴黎甚至整个欧洲拥有着圈内最大的人脉和能量。“不要背叛天蝎座”，这是星座性格分析中关于天蝎的第一条。天蝎很敏感，又缺乏安全感，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极强，他们认定了你的背叛，即宣告了你的行刑。加缪一生的文字不多，但也不少，默尔索却是最珍贵的，因为这部加缪的第一个长篇，更像是加缪的精神自画像。所以，如果给默尔索选择星座，我会选择天蝎座，和加缪同样的星座。默尔索的“冷”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寒”，那不是装腔作势出来的“酷”，而是源自内心的本源想法。《局外人》用“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十五个字就这样突兀地开篇了，加缪无意间创造了后来被很多人列入“世界小说十大经典开篇”的文字。相信加缪在写《局外人》的时候并未刻意追求什么，他只是让默尔索从他的灵魂深处走出来，带着木然的表情，带着漫不经心的眼神，带着无所谓的姿势。
然而，这样的人物形象却仿佛天蝎之刺扎入了世界文学史的肌肤，它的“毒”让所有捧起《局外人》的人要用一生疗伤。因为在捧起《局外人》的那一刻起，加缪便将我们带入了一场雾霾中的长跑。这种荒诞如同雾霾般笼罩着故事始终，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局外人》是一个让读者似乎无法理解的故事，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默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难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小说的笔触看起来漫不经心，毫无抒情的味道，让读者仿佛也一下子变得恹恹的。默尔索属于那种和母亲在一起无话可说的人，经济条件又不好，他没有足够的钱雇人照看母亲，就把她送去了养老院。然而，近一年来默尔索没有去看望过母亲，从他自己的自述，这也许因为自己确实没有想念她，也许是因为不想总是看到母亲哭，或者仅仅是因为赶汽车、买车票、沿途尘土满面这些都太让人觉得麻烦。
故事第一部分的高潮有两个，一个是默尔索的守灵，一个是默尔索的杀人。阅读加缪是一件注定不能体验到文字流淌快感的事，加缪将传统叙事打碎成了砂砾，文本中接二连三的事件、对话，甚至人物的姿势和感觉之间似乎都没有必然的联系，最终这种不连贯的荒诞感架空了叙事的内核，只剩下了人物的意识。母亲死了，默尔索向老板请了两天假赶去养老院，养老院出现的老人让我们眼花缭乱，说到的事情琐碎复杂，我们只是记得天气很热，默尔索答不上母亲的年龄，守灵的时候他抽了烟喝了咖啡，送葬的时候他总走得比别人快，下葬的时候竟然始终没有流一滴眼泪。第二天画面一转，默尔索决定去游泳，遇见了玛丽，晚上一起去看费南代尔的滑稽电影，和玛丽上了床。传统小说的情节规则被完全打破，“引人入胜”四个字被加缪轻而易举地边缘化，没有神秘的开篇和悬疑，没有惊艳的人物和旁白，没有宏大的背景或精致的设计，只剩下貌似紊乱的荒诞感。
及至默尔索的杀人，这样一个按情理来说人类最为严重的行为，却也成为一种荒诞的偶然。《局外人》的“另类”在此给世界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然而加缪在写下这些的时候却一如既往地漫不经心。邻居雷蒙邀请默尔索一起到朋友马松的海滨木屋过星期天，在海滩上他们遇见了两个阿拉伯人，他们和雷蒙有过节，然后就出现了打斗。默尔索这样性格当然没有参与他们的打斗，甚至为了防止事态恶化，还让雷蒙把随身带的手枪给了他。后面的事情就充满了荒诞感了，那是无数偶然的堆积。原本事情已经结束了，默尔索觉得天气太热，于是离开众人朝海滩方向走了回去。偏偏在在海滩上看见了之前的阿拉伯人躺在那里。两个人自然会警惕一番，阿拉伯人把手伸进口袋，默尔索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枪。默尔索当时就是很简单地觉得热得受不了，于是向前走了两步，阿拉伯人抽出刀来也并未进一步行动，这完全应该依然是一种安全的对峙。文学史上最经典的杀人心理描写之一出现了：就在这时，汗水滴到了默尔索的眼皮上，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只觉得太阳像饶钹似地一阵乱响……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仿佛觉得整个的天空都裂开了，往下倾泻着火雨。我浑身上下紧张万分，抖动的手摸着了我的手枪。枪机扳动了。”
如果要找一处与此媲美的心理描写，我会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拉斯柯尔尼科夫拿起斧头的那一瞬，带着俄罗斯寒冬的阴郁，让人整个心为之窒息。而加缪的这段心理描写却完全是另外的味道，这是一次与阴郁一点儿不沾边的杀人。默尔索偶然去海滨木屋度假，偶然在海滩上碰见阿拉伯人，回到木屋后又偶然决定转身，出门后偶然看到岩石下的阴凉，再次偶然遇见之前的阿拉伯人，偶然从眉峰上滴下来的汗珠模糊了他视线……于是杀人这种“天大的事”在加缪笔下被轻描淡写成“因为太阳的缘故”而开了枪，太阳的酷热让默尔索往前走了两步，让他开了致命的第一枪后，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至此，《局外人》宣告与传统小说构思和写作的“规则”决裂。这让我不由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作文课，老师最讨厌的便是“满嘴胡说”，总是把我的作文当成反面教材，循循善诱地教导其他同学：像这样的作文是连及格都困难的。
加缪显然不想要什么“及格”，他反而将这种荒诞一直延续下去。在《局外人》的第二部分里，这种荒诞被推向了顶点。默尔索的审判是这部分的核心，然而法庭上争论的关键，或者说决定默尔索能不能活下去的关键，却变成了杀人之外的事情：他一年没有去看望母亲，他不记得母亲的年龄，他不愿打开棺材盖看死去的母亲，他守灵的时候喝咖啡、瞌睡、抽烟，他下葬的时候没有哭，第二天就去游泳，看滑稽电影，和女友上床。以至于默尔索的律师忍不住大声喊道：“请问，这个人是被控杀了人，还是被控埋了他母亲?”而那位站在道德高点的检察官马上“义正言辞”的回答：“不错，我控诉这个人是怀着一颗罪恶的心埋葬了他母亲的。”显然，在法治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那个时代，杀人不见得能让默尔索丧命，而母亲下葬时候没有流泪，却可以成为让陪审团判他死刑的缘由——“心怀正义感的绅士们”和“虔诚的教众们”最终将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默尔索斩首示众。时间仿佛一下穿越至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点燃了激愤的群情，“革命的暴力”却摧毁了人类的理性和荣光。
以道德判断代替客观量刑充满着荒诞，然而这样的荒诞并非加缪的“胡言乱语”。阅读《局外人》，阅读加缪，之所以并不轻松，正是因为加缪从来都没想过要搭建一个纯粹的荒诞之地，那些看似荒诞的事情，偏偏让我们似曾相识，心有余悸。母亲葬礼上没有掉眼泪会成为“重罪”么？也许人们会觉得很荒诞，很可笑，但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别说是不掉眼泪，就是因为葬礼办得简单了，都被邻人戳了好几年脊梁骨，被各种背后的嘲讽和当面的孤立。即使像李敖这样的人也不能例外，当年在父亲葬礼上，他不哭也不跪，后来好几年都被当时的文化界排斥，甚至在李敖晚年仍然被人拿出来诟病。这里无意讨论孝道的话题，而是以此说明，加缪虽然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但他文字中流露出的那种荒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们终将明白，不是加缪在召唤我们，而是我们在走向加缪。我们也许觉得默尔索还是过于极端了，很多人甚至会反诘：这样的人难道真的存在么？默尔索对母亲的死、对情人的爱、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境况、对邻里关系和友情，对开枪杀人、被捕入狱、法庭审判甚至生死都无动于衷、漠然处之。默尔索好像活在一个“他者”的世界，在冷眼旁观自己肉体的遭遇和所处的世界，“局外人”三个字真正是恰如其分。当然，完全的默尔索虽然不一定就存在，可是与默尔索相近的情况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在人类进入21世纪已然20个年头的今天，人人都走在默尔索的路上。
在我们的土地上，研究加缪一定要突出的是加缪的反抗精神，研究《局外人》一定要指明的是默尔索的特立独行就是一种对于环境的反抗。反抗精神确实是加缪思想的题中之意，但绝非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是加缪思想的主要部分。这就好像鲁迅在谈到《药》的结尾时所说，那是他的曲笔，是要“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不然就显得调子太暗了，太没有希望了。其实，加缪这位早慧的大师，一生都在陈述着这样一个事实：世界的本质是荒诞的。多少人都喜欢拿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宣扬他的反抗，殊不知加缪在其中最深刻的精神是：“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又有多少人会说“带着病痛活下去”就是最深沉的反抗，殊不知继《西西弗斯的神话》之后的《局外人》回答了加缪自己的提问：如果可以，就像默尔索那样结束吧。
长久以来，我们无法接受的并不是现实，而是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承认下一站即使是萨特，也不会是加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使意识到了加缪的全部，也不会承认反抗之外的那个加缪。我们宁肯拿出他的《鼠疫》，找出加缪自己的话“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是它最明显的意义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或者加缪当年对于苏联的抵制来印证那个充满“反抗精神”的加缪，也不愿意真的去思考一下，默尔索真的是为了反抗周围的人和环境才故意那样特立独行的么？不，默尔索不是那样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平静的顺心而为，那不是因为反抗，而是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默尔索不需要反抗任何人和事，他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状态只是他生命的本质和宿命的必然。
这段时间“996”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进行深入讨论。但是，如果单从我们这代人如今的生存状态来看，我们似乎真的正在进入某种意义上的“默尔索化”。每天我们早早挤在拥挤的公交和地铁里，周围像沙丁鱼一般的人群，面目木然地低头看着手机；格子间里贴满了备忘录和贴贴纸，电话铃声和人们的争论声此起彼伏；被呼来唤去是我们的日常，强颜欢笑是每个人的常态；人们仿佛好斗的蟋蟀，在逼仄的空间里勾心斗角，微信里的联系人成百上千，知心的却找不到一个……我们绝不会承认自己的“默尔索化”，但却无法解释与原生家庭的逐渐疏离，无法解释对于爱情的日益现实，无法解释自己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兴趣乏然，更无法解释自己所谓的“成熟”，就是学会了不去在乎，学会了无所谓，明白了“认真你就输了”……要知道默尔索的口头禅就是：“无所谓”和“这不怪我”。
什么是真正的荒诞？荒诞不是网络上爆款的新闻，不是人设崩塌的大神，不是这个世界我永远不懂。真正的荒诞从来不是咆哮着撕心裂肺，而是明媚阳光下的不动声色，它不是巨兽，而是病毒。它感染整个世界，然后以一个荒诞世界的面目逼迫你看见它的荒诞，然后让你变得和它一样荒诞，却不容许你大声说出它的荒诞。更为重要的是，荒诞最核心的定义并不是“不可理解”或者“不合情理”，而是无法改变的绝望和悲观，是最终灵魂的抽离，是最终生命的麻木，也就是“默尔索化”。我们终将认识到世界荒诞的本质，终将不再故作姿态地战天斗地，终将进入一个没有“光明的尾巴”的隧道。当黑洞最终显出真实的面目，当人类真正将眼光投向深邃的星空，我们也终将明白积极或消极、乐观或悲观都不会改变什么，对于生命这也许带着一丝颓废的气息，但对于宇宙，这才是存在的常态。
下一站，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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