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想象风起萍末时的青涩和扶摇万里后的豪迈，也许是历史最为吸引人的地方。比如我们喜欢看到的历史是这样的：1328年10月21日，一个男婴降生在了一个贫苦的家庭，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在整个同姓赤贫家族中排行老八，小时候差点饿死的他不会想到，25年后他会参加一支起义军，36年后他会成为吴王，40年后他会成为整个中国的皇帝，这个男婴就是朱元璋。这实质上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的一种期寄，那就是历史应该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多维的可能性，同时又应该有着冥冥之中的必然性和更深的探索性。关于历史人物的这种喜好和思索，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历史的其他领域，而那里会给人更多的遐想空间。
正如哈佛历史学教授斯文•贝克特在其新书《棉花帝国》开篇中所表述的那样，500年前，在今天被称作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十几个村庄，人们整日劳作，同时还会种植一种“长着簇茸白色小铃的作物，这种作物不能吃，他们称之为ichcatl（棉花）”。同时，斯文•贝克特还讲述了另一种视角中的冥冥中的必然，他说大约5000年前，在印度次大陆，人们第一次发现可以用棉花纤维纺线，几乎在同时，生活在今天秘鲁海岸的人们，在完全不知道南亚发展的情况下，也作出了相同的尝试。最终，斯文•贝克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许多民族的创造神话和神圣文本中，都能发现棉花在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作用的证据”。
也许，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开篇就已经在有意流露一种历史观：世界是一个整体，貌似多元发展的地区史必然将统合为一部完整的全球史。《棉花帝国》所做的就是要寻找一个支点，同时寻找一种视角，在全球史的氛围中将历史思索向更深处延续。那是一个更加宏大的问题，即现代世界是如何起源的。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一直都是当今史学界的研究核心，我们最为熟悉的工业革命在学术尺度上并不能成为这个起源的答案，而只是结果。现代世界和资本主义历史紧密相连，欧洲中心论即使逐渐没落，但我们仍需要去探索用何种理论和史实验证世界多中心化和全球化的问题。《棉花帝国》找到的这个支点就是棉花这种在大众心中极为普通的经济作物，而斯文•贝克特使用的视角是“多元统合”的全球史研究方法。
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棉花帝国》的副标题“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这实质上指出了斯文•贝克特在研究过程中的双线路径。即资本主义如何经由棉花这种经济作物完成了自身的全球化，另一方面，站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中，资本主义自身概念如何完成相应的重构。北大历史系王希教授在本书中文版序中将这种双线路径归结为三个核心词：棉花、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斯文•贝克特用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整整140页规模的史料注释，严谨地从公元前5～4千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说起，到公元1世纪，阿拉伯商人将精美的细棉布带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再到9世纪的摩尔人将棉花种植方法传到西班牙，继而讲到棉花在15世纪传入英国，然后在北美殖民地遍地开花。在这之后再引出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核心问题——现代世界的缘起，而这时《棉花帝国》早已悄然将这个问题非常润顺地过渡为资本主义的重新定义和棉花所带来的蝴蝶效应。
这是一个艰深而漫长的叙说过程，当然更是一次很了不起的史学研究历程。斯文•贝克特必须重新建构资本主义的众多重要概念，比如“战争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王希教授认为这种划分并非是对马克思“资本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和列宁的“帝国主义阶段”的改换标签。这实质上是在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主义认知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重新进行了分野，即重新将马克思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提法加以强调，从而实现“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三段论。这就是斯文•贝克特所重构的“长资本主义”（long capitalism），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应该延长，甚至资本主义概念本身也应该重构。因为，斯文•贝克特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在一个叫做棉花的经济作物的支点上，进入了自己的现代世界。
除了王希教授所说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之外，其实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理解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的创见，即“世界史”向“全球史”的研究转向。“世界史”更侧重的是史料成果的显现，即《棉花帝国》中谈到的三大“棉花帝国”，我们不妨称之为“棉花第一帝国”到“棉花第三帝国”（以下简称“第一帝国”或“第三帝国”）。“第一帝国”伴随着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而来，其背景为随之而来的跨大西洋贸易网络，它开启了“战争资本主义”。“第二帝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紧密相连，“日不落帝国”和欧洲众列强实现了生产技术革命、国家强力扩张和资本主义升级换代“三位一体”的强势发展，“第二帝国”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信贷帝国”，棉花作为经济作物的原始身份正在被资本运作的标的物所掩盖。“第三帝国”为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到20世纪中叶，新的“棉花帝国”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心化再次走向多中心化，殖民色彩严重的“第二帝国”阶段的棉花工程，最终必然将让位于后工业时代的新的世界体系。
以上的“棉花帝国”还应只是“世界史”视野下的产物，《棉花帝国》在这个地方其实正处于全书最为惊险关键之处，稍有不慎，将很容易满足于形式上的新颖研究成果，而错失将《棉花帝国》升华为一部“全球史”佳作的良机。这是因为“全球史观”更强调的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知的“方法”。“全球史观”的提出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曾反复强调，“全球史”需要跳出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框架,“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同时“考察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在巴勒克拉夫看来，“世界史”只是这个世界的表象，历史学也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学科，要了解全球史，就要运用跨学科的比较分析方法来揭示在传统“世界史”和民族国家历史架构下，那些常常被忽视的貌似微小、实则重要的历史元素。
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斯文•贝克特并未止步于对“棉花帝国”三段论的划分，他只是将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中叶这个时间跨度，作为一个跃迁至“全球史”视角的必然过渡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足够坚实的台阶。借此，斯文•贝克特要回到开篇我们谈到的那个充满着“全球史观”味道的核心问题：现代世界的缘起。而斯文•贝克特从“世界史”迈向“全球史”的步伐，以及《棉花帝国》的历史研究方法也和这个核心问题息息相关。“多元统合”是斯文•贝克特撰写《棉花帝国》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其对“全球史观”的深刻理解。“多元”就“棉花帝国”来说也即斯文•贝克特对整个资本主义史的认知，那是一个纷杂的、处于许多貌似“平行世界”的“世界史”元素。在那个纷杂的体系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技术进步的科技史、帝国兴衰的国家史、制度更迭的变迁史、充满血泪的殖民史、从贸易到资本的经济史、摧毁人类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战争史、不同地域令人感慨的文明史等等。在那个体系中，世界虽然也是相连的，但却从未收入一个统一的大视野之内，我们看到的只是无数或鹏程万里或灰飞烟灭的宏大叙事，但对风起萍末的历史玄机却无从下手。
正因此，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更侧重他的“统合”理论，也即“全球史观”的引入。具体来说，斯文•贝克特抓住了现代世界区别于前现代世界的根本区别——交互性（interconnectedness）。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钟伟民认为这种交互性建立在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将打破各大洲之间的界限，也将打破传统研究中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理念。其实，斯文•贝克特的“统合”理念也许在这个基础上走得更远，从本质上说，斯文•贝克特“多元统合”理念在《棉花帝国》中重点阐述的是自大航海以来，世界发展的两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的合二为一，即全球化趋势和人类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民族国家的理念在斯文•贝克特那里是非常模糊的，他只承认“国家”这一“组织的极端形式”在“棉花第二帝国”时代的强力推动作用，而不承认在全球“多元统合”的大势之下，民族国家甚至欧洲能够成为“全球史”的中心。
麦克尼尔在其公认的“全球史”奠基之作《西方的兴起：人类社群史》中强调了这种“统合”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史视野中不存在“中心”，西方的兴起只是人类文明历史四大阶段中的第三阶段而已，最终世界的未来仍然是“走向全球大一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斯文•贝克特对“全球史观”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通过海量的史料搜集和研究，提出了自己认为的实现这一“多元统合”的线索物——棉花，给出了自己对于“现代世界起源”的答案——一株棉花开启了现代世界。在“棉花帝国”的“统合”过程中，紧随棉花的是现代世界工业的起源、快速而持久的经济增长、巨大的生产力提升和由此产生的惊人的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发展等，继而引发了历史学者所说的“大分流”现象（great divergence）。而在《棉花帝国》的语境中，“大分流”除了让人类在经历了数千年缓慢经济增长后，突然在18世纪末变得富有，更在于其开启了今日世界结构巨大分裂的开端：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国家、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全球南北之间的分裂。
于是，所有的线索最终再次回归到棉花身上——为何是棉花，而不是茶叶、鸦片、咖啡、糖、瓷器等其他经济物？其实如果宏观来看《棉花帝国》，除了王希教授等人的观点之外，也许可以将《棉花帝国》直接看成一个“双核结构”：一是“多元统合”的全球史观，一是为何棉花成为了“天选之物”。这个“双核”也正是寻找“现代世界起源”的方法论和主线索。斯文•贝克特认为茶叶、鸦片、咖啡、糖、瓷器等其他经济物并非没有过机会，但遗憾的是，在世界迈入大航海时代之后，只有棉织品生产和贸易的历史才真正暗含着现代世界诞生的密码，只有棉织品才是真正的世界商品。英帝国在棉织品生产中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起航，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席卷世界的纺织品大潮引发了生产与加工环节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
换句话说，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借由棉花从种植园到工厂再到市场的过程，全世界的资本、土地与劳动力被调动了起来，经济市场、民族国家、科学技术、政治诉求等“多元”世界，被一种类似蝴蝶效应般的连锁反应“统合”了起来。事实也确实如此，斯文•贝克特进一步阐述了棉花最终胜出的深层次原因。虽然在1760年之前，与棉花竞争的经济作物确实不少，比如那个时候欧洲人已经广泛地贩卖糖、大米、橡胶和靛蓝。但是，棉花的特质在于，围绕自身棉花形成了两个密集型的生产阶段，一个位于农田，一个位于工厂。接下来的事情就很明显了，在农田，美洲的水稻耕作并未引起奴隶制和雇佣制的爆炸性增长，而棉花却做到了。在工厂更是如此，糖和烟草没有在欧洲社会形成大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没有导致庞大的新兴制造业企业崛起，没有为欧洲创造巨大的新市场……而这些棉花都做到了。
而在地球更远的角落，新的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美国南部某棉花种植园，一位年轻的奴隶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冒着被鞭打的风险擡头看着蓝蓝的天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在第二天扮成水手逃离这个地狱，在那里他将改名为道格拉斯，他不会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第一位获得全美承认的黑人领袖，成为亲手点燃废奴运动引线的英雄之一，最终与无数人一起埋葬“棉花第二帝国”……在此，斯文•贝克特以《棉花帝国》为蓝本，不但解释了棉花为何最终胜出，也展示了“多元统合”全球史观的史学魅力，而全球史观的视野必将指引人类走向更加理性和光明的明天。正如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驭战车的战马发现缰绳已落在一个弱小的凡人手中……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第一个这样的孩子，自从生物圈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不加遮蔽地散布于生物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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