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認爲，信佛修佛的人，多是因遭遇不幸，或姻戀失敗，或是要解決身體疾病，所以李叔同的出家原因，百年來衆說紛紜。人們無法理解，正值事業巔峯、一生富貴的他，爲什麼要義無反顧遁入空門？
李叔同被稱作所謂“新文化運動先驅”，但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這位積極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繞了一大圈，卻返回了中國傳統，而且走得更深更遠。
“五四”以後，受實證科學主義的影響，中國人漸漸轉向無神論，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舉了。
早慧的“神童”
1880年9月23日，李叔同生於天津名門望族。他降生之日，一隻喜鵲口銜松枝送至產房內，人們都說這是佛賜祥瑞。其父李筱樓當時已是68歲，老來得子，非常高興，給他起名文濤，字叔同，他排行第三，小字三郎。李叔同的母親王氏，是李筱樓的五姨太，當時是20歲。
李叔同的父母都信佛。李筱樓名世珍，祖籍浙江嘉興，曾中頭名進士，與李鴻章、吳汝倫並稱清朝三大才子。他官至吏部主事，致仕後經營鹽業、興辦銀莊，終成津門鉅富，與當朝仕宦多有往來。晚年李筱樓尊崇王陽明理學，信仰禪宗佛學。他樂善好施，曾創辦慈善救濟團體，開辦義學，有“李善人”之稱。
幼年李叔同即受佛教薰染，5歲時，家裏延請高僧爲病重的父親誦《金剛經》，唯李叔同能入內室，與其父同聆佛法。
李筱樓死後，李鴻章親自爲其祭儀點主。靈柩在家停放七日，衆多和尚晝夜誦經，此事給小叔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幼時他與弟弟的遊戲，便是學和尚做法事，“兩個人都用夾被或牀罩當袈裟，在屋裏或炕上唸佛玩。”李叔同的大娘郭氏及長嫂，也是虔誠的佛教徒，曾教叔同唸誦《大悲咒》等佛經。
聰慧異人的李叔同，學舌時就跟着老父搖頭晃腦地背誦對聯了；6、7歲時，他攻讀《昭明文選》，琅琅成誦；8歲讀四書五經，他過目不忘；13歲臨摹歷朝名家碑帖，他就以篆刻和書法聞名，被人稱作“神童”。
然而，人生的苦空，李叔同過早就感受到了。15歲時，他就寫下：人生猶如西山日，富貴終如瓦上霜。
16歲，李叔同考入輔仁學院學習八股文。枯燥的八股他寫得文采斐然，常得嘉獎。八股文章試卷格式嚴謹，文字必須寫進印好的方格之內，但文思泉涌的李叔同，書難盡意，便覺紙短文長，常常一格之中夾寫兩字，於是就有了“李雙行”的外號。當時他還師從名家學習傳統的詩詞及篆刻方法。
少年的李叔同比較叛逆。他沉迷當時被稱爲“賤業”的戲曲，喜歡唱戲、客串，還爲心儀的坤伶捧場，甚至陷入迷戀而未果。
18歲時，李叔同與門當戶對的俞家女成婚。這是母親爲他聘娶的天津茶商之女，後爲他生下三個兒子（一子夭折）。
當時的社會風氣認爲，傳統文化難以立國，受此影響，李叔同仰慕西方的思想和技術。哥哥從家產中撥出巨資供其置家，李叔同首先就買了一架昂貴的鋼琴。
維新變法時，李叔同無比興奮，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師”的印章，以表其志。變法失敗後，他一度被懷疑爲同黨。1898年10月，李叔同帶着母親與家眷遷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
“二十文章驚海內”
到上海以後，這位19歲的津門才子，以年少鮮有的才華及桀驁不羈，很快馳名上海灘。每寫文章，他必定“技驚四座”。多年以後，李叔同以一句“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概括了這個時期的狀態。
他與上海新學界的領袖人物許幻園、文人袁希濂、儒醫蔡小香、名士張小樓，結成“天涯五友”。這志趣相投的五人，相互酬唱，宣揚民權思想，品茗論藝，沉浸在琴棋書畫、風花雪月之中，享受着風流倜儻的快意人生。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就讀經濟特科班，與黃炎培等人師從蔡元培。南洋公學的辦學特點是中體西用，他接受了較系統的儒家經典教育，也吸納西方文化。他的英文成績是甲等，被評爲“口齒清楚，文法嫺熟”，對日文他也略有掌握。
當時李叔同最喜法學，曾寫過名爲“論強國對弱國不守公法之關係”的論文，讀書時期還翻譯了法學著作《法學門徑書》和《國際私法》，兩本書出版後在當時影響很大。
期間，李叔同曾報名應試科舉，答卷鍼砭時弊，自然名落孫山。三場均未考中，仍回南洋公學就讀。
1902年罷課風潮，蔡元培辭職，爲了支持學潮，李叔同等很多同學都主動退學。後來他參加了“滬學會”，開辦補習科，舉行演說會，提倡移風易俗，探討所謂“新文化、新倫理、新道德”。
1905年李叔同創作《祖國歌》，一經發表即風靡大江南北，廣爲傳唱。之後他出版了《國學唱歌集》，以《詩經》、《離騷》、唐宋詩詞等爲歌詞，富有傳統文化內涵，顯示了他深厚的“國學”底蘊。
李叔同宣傳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編寫了《文野婚姻新戲劇本》；他將新思想新知識融入戲曲，創作了《黃天霸》等京劇戲目。他親自上場，從小生唱到老生，贏得滿堂喝采；他與上海書畫名家一起辦《書畫報》，名聲大振，成爲上海的書畫名流。
豐子愷描述過當時李叔同在上海模樣：“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後面掛着胖辮子，底下緞帶紮腳管，雙樑厚底鞋子，頭擡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於眉目間。”
“問何如聲色將情寄，休怒罵，且遊戲。”這是李叔同對自己當時狀態的寫照。這位富家公子哥，家在上海有錢莊，出手闊綽，年少輕狂。除與文人往來，還常與歌郎、藝妓交際，爲之寫歌賦詩，極具紈絝之風。
煙花柳巷，聲色犬馬，這種寄情聲色的遊戲人生，雖如魚得水，他自己也是有擔憂的，22歲的李叔同寫信給許幻園：“終日花叢徵逐，致迷不返，將來結局，正自可慮。”
留學日本，學習西方文化
1905年四月，母親王氏病重，李叔同速延請名醫，未能奏效，因上街置辦棺木，沒能親自送終，成爲憾事。其母當時只有45歲。
悲痛欲絕的李叔同扶柩回津，爲母親舉行了西式喪儀。追悼會上，家人不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裝。不用鑼鼓嗩吶，李叔同用西洋的《彌撒》爲母親填輓歌，自彈自唱。
母親死後，李叔同一度改名爲“李哀”，自言“看破一層世相”，“幸福時期已經沒有了”。然後將髮妻和兩個兒子託付給二哥，自己遠走日本留學，學習西方文化。
到了日本，李叔同入鄉隨俗。那時還是大清，他就立即剪掉辮子，改成西方最時髦的三七分。戴沒腳眼鏡，脫下長衫馬褂，換上西裝、尖頭皮鞋。沒多久，他便能說一口純正流利的日語了。他花巨資在東京上野租私人洋樓，裝修成文藝氣息濃厚的宅子，取名“小迷樓”。
李叔同入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接受西方寫實主義繪畫教育，同時就讀音樂學校，研究樂學與作曲。學習鋼琴時，他不惜動手術，以拉長手指的距離。後來他出版發行了中國近現代第一本音樂刊物《音樂小雜誌》。
李叔同還研究戲劇，與同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在東京爲中國兩淮水災募捐，義演《茶花女》時，他男扮女裝，成功反串了茶花女，其優美婉麗，被稱超過日本俳優。在《黑奴籲天錄》的演出裏，他還一人飾男女兩個角色。
留學日本五年，李叔同大量接受西方的現代藝術，身體力行實踐西方現代思想，其個人生活也是反傳統的。期間，他與一日本模特自由戀愛，並且成婚。
回國任教
1910年，31歲的李叔同帶着日籍夫人回國。不久他帶着日籍夫人去上海居住，原配夫人及兩個兒子被他留在了天津。
他被南京高等師範聘請做圖畫、音樂教師，後來又應杭州師範之聘，兼任兩個學校的課。教書期間，他加入西泠印社，從事金石研究與創作。
至友、同事夏丏尊說：“就學問講，他博學多能，其國文比國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歷史比歷史先生更高，其常識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書法金石的專家，中國話劇的鼻祖。他不是隻能教圖畫音樂，他是拿許多別的學問爲背景而教他的圖畫音樂。”
李叔同的案頭書，是一本明代劉宗周的《人譜》，在封面上，李叔同寫了“身體力行”幾個字。他常拿書中古賢人的嘉言懿行教導學生，自己也行不言之教，做事極致認真，一絲不苟，連走路他都目不斜視。
此時的李叔同，脫下洋裝，換上灰色粗布袍、黑布馬褂和布底鞋，金絲邊眼鏡也換成了黑色鋼絲邊眼鏡。他對藝術的理解開始迴歸正統，走回儒家文藝理念。他認爲文人修身，重於修藝，藝德重於技能的訓練。“工圖畫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潔”，“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一個文藝家如果沒有器識，無論技術何等精通熟練，亦不足道”，器識，就是指修養與境界。李叔同將“藝德”的養成，作爲培養學生的基本準則，“要做一個好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他培養學生的最高目標是“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
依循傳統的“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李叔同非常重視音樂教育，認爲音樂對人的性情有非常大的陶冶作用，他倡導“以美淑世”的美育理想，認爲藝術有提升道德的力量。
李叔同大膽引入西方美術、音樂的同時，也非常重視中國傳統繪畫及音樂韻律，嘗試中西藝術的融合。他以學問和人格折服了學生和同事。他每月寄錢給劉質平，資助他在日本的留學費用，直至他學成，而且不求償還，還叮囑劉質平不可告訴他人。做教師的七年裏，他先後培養出名畫家豐子愷、音樂家劉質平等衆多名人。
在美術領域，李叔同創造的諸多第一，改變了中國美術史。他最早在中國介紹西洋畫，首創中國報紙廣告畫，最早創作、倡導中國現代木版畫。他撰寫的《西洋美術史》、《歐洲文學之概觀》、《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創下當時國人研究的第一。
李叔同是將西方戲劇引入中國的先驅，也是傳播西方音樂的先驅。他最早將西方樂理引入中國，最早介紹西洋樂器、引進五線譜，最早在國內推廣鋼琴音樂；他作曲作詞的《春遊》，是我國最早的三聲部聲樂作品；膾炙人口的《送別》，借鑑西方樂曲的同時，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歌詞意味深遠，充滿了中國古典詩詞的審美意境。
這位學貫古今，融匯中西的全才、通才，在事業漸趨登峯造極中，內心卻無處爲安。在李叔同看來，文藝還是屬於“術”的範疇，文藝再好，也只是末枝小道，不是終極真理。而人生的無常、生命的倏忽，卻是旖施絢麗生活中不可迴避的本質。
絕塵而去 剃髮爲僧
1916年，李叔同假期到杭州虎跑寺斷食，開始是想借此療治長期折磨他的神經衰弱症。期間的一些神奇體驗，讓他悟到很多東西，同時他也接觸了很多佛經，對名利情執的虛妄，有了進一步了悟。第二年，李叔同又去聽法，自己改名爲“李嬰”， 示脫胎換骨之意。
1918年，他黃曆新年期間在虎跑寺度過，成爲在家弟子，取名演音，號弘一。回校後雖照常教課，但茹素誦經，世味日淡。
1918年黃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將多年視若珍寶的藏品，包括書籍、字畫印章、摺扇、金錶等都外贈或銷燬，然後到杭州靈隱寺受具足戒，正式剃髮出家，那時他39歲。
其實出家前，李叔同曾借喻荷花，抒懷“昏波不染，成就慧業”。也曾致信劉質平，“不佞以世壽不永，又以無始以來，罪業之深，故不得不趕緊修行……”那時朋友都以爲他不過是說說而已，一般的文人雅士也常作此言，沒想到他是當真的。
黃炎培的回憶文章中，記述了李叔同與日籍夫人的訣別：弘一出家後，日籍夫人從上海趕到杭州，通過兩位朋友去找丈夫。“走了幾個廟，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廟前臨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問，叔同才答，終席，叔同從不自動發一言，也從不擡頭睜眼向三人注視。飯罷，叔同即告辭歸廟，僱一小舟，三人送到船邊，叔同一人上船了。船開行了，叔同從不一回頭。但見一槳一槳蕩向湖心，直到連人帶船一齊埋沒湖雲深處，什麼都不見，叔同最後依然不一顧，叔同夫人大哭而歸。”
弘一寫信告知天津家人自己出家，讓家人也吃齋唸佛，還囑咐兩個兒子用功讀書。天津家人常給他寫信，弘一信都不拆開，託人在信封后面寫：“該人業已他往，均原封退還。”原配妻子俞氏，不到50歲病故，當時家人給弘一寫信報喪，也沒收到回覆。後來，有人發現，弘一法師曾爲亡妻抄經迴向。
李叔同的同事姜丹書，曾與出家前的李叔同有過一段對話：
姜丹書：“你想出家？”
李叔同：“是的。”
姜丹書：“爲何？”
李叔同：“無所爲。”
姜丹書又問：“君固多情者，忍拋骨肉耶？”
李叔同 “譬患虎疫死，將如何？”
如若患暴病而死，或者霍亂來了，即便內心難捨妻子兒女，又有什麼辦法嗎？
絕塵而去，絕不回望張顧，李叔同如此了斷世緣，與他純粹的出家目的有關。他的禪房裏，自書“雖存若歿”四字。在他看來，出家就是爲了生死大事，妻兒、朋友的情緣均可以斷。短暫的人生中，親人早晚是要分別的，大限總要到來，出家不過是將它提前罷了。
翩翩不羈的公子，變成名副其實的苦行僧
出家早年李叔同幾乎不見客，除了講經，對殷勤求訪者，他以一句“老實唸佛”回覆，不多發一言。
夏丏尊曾見，弘一與衆多和尚擠在一間擁擠的禪房裏，然後於河邊採水，以鮮竹漱牙，毛巾破如抹布。夏丏尊要給他換一條新的，弘一說：“哪裏，還受用着哩，不必換。”在他看來，破爛的席子、毛巾，白菜蘿蔔苦鹹菜，都好，一切都好。
他雙目低垂，臉容肅穆，過去那個生活講究精緻、翩翩不羈的公子，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苦行僧。房中只有一張板牀。外出雲遊，也是一席一被一傘，有時自己還挑行李。洗衣縫補，他全都自己動手。每日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從不經意。他患病在牀，有人前往問候，他說：“你不要問我病好了沒有，你要問我佛唸了沒有。”
弘一嚴格持守最嚴謹最刻板的律宗戒律，成爲恪守佛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的典範。他日食一餐，過午不食。素菜之中，也不吃菜心、冬筍、香菇等，因爲其價格比其它素菜要貴很多。
1924年，弘一求見印光，被概不見客的印光拒在山門之外，他從天明等到日暮，終於見到印光，與之同修了七日。這七日深刻影響了他以後的修行生涯。弘一悉心研究已中斷700餘年的律宗，撰寫著作，躬行實踐。後半生裏，他不辭勞苦雲遊各地，四處弘揚律宗。
每前往講律，行前弘一都約法三章：不爲人師，不開歡迎會，不登報吹名。爲防人接船，有時他還特地臨時改搭他船。除講律外，他閉門謝客，市長等高官都難以請到他。晚年弘一在福建講經，忽然接到一少年來信，指責他忙於交際應酬。弘一反省自己，深感慚愧，當即回信表示：“即當遵命閉門精修，摒棄一切。”
1937年底，廈門轟炸不斷，弘一集衆演講，盡力助衆生渡劫。他弘法閩南，時值廈門陷落，好友勸他去內地避險。他作偈曰：
亭亭菊一支，
高標矗晚節。
云何色殷紅，
殉道應流血。
非佛書不書 非佛語不語
出家之後，弘一發誓：非佛書不書，非佛語不語。他認爲“耽於書術，增長放逸，佛所深誡”，毅然割斷自己曾醉心的話劇、油畫、西洋音樂等藝術。原本他諸藝俱廢，後來還是保留了書法，因爲可以“寫佛語結緣利生”。弘一最常寫的就是“以戒爲師”，也常寫：“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
弘一的書法，斂神藏鋒，大巧若拙，已經是一種心靈的跡化了。他下筆一絲不苟，不矜才使氣，不激不厲。劉質平回憶說，弘一寫字書極慢，五尺整幅要寫兩個小時方成。
在談寫字方法的演講中，弘一曾對僧人說：“倘然只能寫幾個好字，若不專心學佛法，雖然人家讚美他字寫得怎樣的好，那不過是‘人以字傳’而已！我覺得，出家人字雖然寫得不好，若是苛民有道德，那麼他的字是很珍貴的，結果都是能夠‘字以人傳’；如果對於佛法沒有研究，而是沒有道德，縱能寫得很好的字，這種人在佛教中是無足輕重的了……”
他自認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滅障
李叔同被稱作所謂“新文化運動先驅”，但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這位積極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繞了一大圈，卻返回了中國傳統，而且走得更深更遠。
他一生富貴，漫天才情，內心卻有着無處爲安的苦悶，這是執於現實的人很難理解的。“五四”以後，受實證科學主義的影響，中國人漸漸轉向無神論，當然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舉了。
當人們還在感嘆李叔同絕倫的才華時，他對自己年輕時代的詩歌及荒唐的生活，全部做了徹底的否定。1923年，西泠印社印了一本他的《漱筒詩集》，被弘一斥之爲“多涉綺語，格調也卑，無足觀也”。綺語，指輕浮無禮、不正經、令人邪思之言；1929年，開明書店請弘一寫字模，開始他應允了，後又反悔，反悔的重要原因是：有些字，出家人書寫甚不合宜，如刀部中，殘酷兇惡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屍部中更有極穢之字……
弘一不斷省察自己既往的“放浪無賴”，他曾對豐子愷說，自己出家之前，一味地書呆子氣，人情世故什麼的一點兒都不懂。在《最後之懺悔》中，他寫道：“我從孩提起就一直造惡，一天比一天墮落，身體雖然不是禽獸，而心則與禽獸無甚區別……”
60歲的時候，弘一用一句“不堪回首”，概括自己從幼年以後的種種經歷，自認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滅障。
在那個普遍排斥傳統、排斥宗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弘一宣說：佛法非迷信，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學，佛法非違背科學。他出家不是因爲厭世，也不爲避世，實在是因爲參透了人生。既然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榮華富貴、曠世之名聲，或者子孫家業，更是身外之物。世間學術、繪畫音樂等文藝，也不過是暫時的虛幻美景，而返本歸真、追究終極真理，纔是生命的真正意義。
出家後，李叔同那因無常世事而躁動的心，終歸於安寧。
“這個世界，我總要來。”
1942年春，弘一前往靈瑞山講經， 不久住在溫陵養老院，八月十五日中秋節爲大衆講經 ， 並向院中老人講說淨土法要 。黃曆二十三日，弘一示現些微疾病，但拒絕醫藥、探視，只是專一念佛。
二十七日，弘一絕食，只飲水。二十八日，他寫好遺囑，交代妙蓮法師負責後事。九月一日下午，弘一在一張紙上寫下“悲欣交集”，交給妙蓮法師，並囑咐：如在助念時，見我流淚，並非留戀世間、掛念親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他還特別叮囑，當他呼吸停止時，要待熱度散盡，再送去火化，身體停龕時，要用四隻小碗填龕四腳，再盛滿水，防止螞蟻爬上來，這樣在焚化時，可以避免損傷螞蟻。他自認自己福氣不夠，說火化時，“不必穿好衣服，只穿舊短褲，以遮下根而已。”
說完，弘一默唸佛號不輟。臨終前，弘一法師還說了這樣話：“這個世界，我總要來。”“釋迦牟尼佛與我們這個世界有不盡的因緣，我們與未來的世界亦然。”
四日戌時（晚上7點至9點），弘一右脅而臥，安詳圓寂，終年63歲。這天是公元1942年10月13日。
第二天一早，夏丏尊收到了弘一的一封信：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日期是囑人後填寫）。曾賦二偈，附錄於後：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餘何適，廓爾亡言；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謹達，不宣。音啓。
“悲欣交集”通常的解釋是，一面欣喜自己的解脫，一面悲愍衆生的苦惱。
出家28年，弘一法師最後的遺物，是一件百衲衣、少量衣被和一把雨傘。百衲衣上的二百多個補丁，都是他親手縫補的。
弘一法師圓寂後七天，尊其遺囑：“龕用養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荼毗後，獲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塊有六百塊。
弘一法師被尊爲律宗第十一世祖，與印光、太虛、虛雲並稱爲“民國四大高僧”。
參考資料：
《李叔同全集》
夏丏尊《生活的藝術》
豐子愷《懷李叔同先生》，
姜丹書《弘一大師詠懷錄》
歐七斤、盛懿《出舊入新：南洋公學經濟特科班對李叔同的影響》
陳海量、姜丹書等《弘一大師永思集》
林子青《弘一法師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