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先生深信，“實證史學”並未窮途末路，不過要借鑑和迴應新方法和新學科的考察和論證，推進自身的思路，調整問題的焦點。
《定鼎中原之路》收的幾篇文章論證嚴密，提到的幾個觀點都值得注意。《皇太極入關機緣與得失》指出，1629年（明崇禎二年，金天聰三年）皇太極大軍破長城直逼北京，盤桓明境百餘日，是明清歷史上一件大事。不過，皇太極出師的目的似爲察哈爾蒙古，而非如《清實錄》所標榜的“伐明”，且深入北京城下後與袁崇煥寧遠軍兩站不勝，進退維谷，形勢危殆。恰在此時，崇禎逮捕袁崇煥，導致關寧軍東潰，皇太極僥倖避免合圍，倉皇出關。袁崇煥被捕，只要是崇禎隔絕深宮，並不深悉京城外的戰爭形勢，逞意氣追論袁崇煥軍事錯誤導致胡騎犯闕的責任，並非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
《多爾袞與皇權政治》指出，皇太極建立在八旗制基礎上的崇德皇權根基脆弱，缺乏強大的國家經濟，國用匱乏時還不得不仰賴八家。崇德末年皇太極不立嗣君，而以四王公理國政，並非權宜之計，而是同太祖時以四大貝勒值月聽政一脈相承。皇太極的權力還不如努爾哈赤，他雖有皇帝尊號，卻於八家事務俱不預聞，更無權將皇統視爲囊中私物。福臨的繼位，是八旗諸王衝突妥協的產物，直接動因是兩黃旗與多爾袞的合作。多爾袞以皇權爲依託，促進了集權化過程，其入關奪天下，鞏固了集權化成果，皇權專制空前加強。另一方面，全國統治的確立，使皇權掌握全國財源，扭轉了依賴八旗虜獲歸公的局面，八旗由分養國人轉而成爲國家供養的對象，皇權對八旗有了絕對支配權，攝政王多爾袞就是皇權的體現。此時多爾袞篡奪皇位已是箭在弦上，代表福臨的兩黃旗經分化瓦解，也開始倒向多爾袞。他之所以延遲篡位，應該在於強制推行的民族征服政策導致了民族矛盾激化，出現了順治五年至六年的抗清高潮及姜瓖的叛亂。是多爾袞的早亡，加速了皇權二元格局歸一的速度，不過改變了其方向，不是歸於多爾袞，而是歸於福臨。
《評清世祖遺詔》認爲，順治遺詔無情批判本名族創業垂統之君，對世祖福臨一朝大政方針及個人品性否定無疑，是其特色，但遺詔基點卻非常明確，就是扭轉福臨背離滿州舊制、日益傾向漢化的趨勢。世祖親政進行體制改革，順治十五年的內三院改爲內閣是漢化進程的重要一步。前此二年，世祖停止了內院滿大學士兼議政大臣，表面上是大學時退出議政，實則是排除議政會議對內院的干預，內院擺脫議政會議，使屬於國家政務的錢糧、巡方乃至逃人法的修改逐步轉移到內三院、各部院及滿漢集議中來，有利於皇權對八旗和滿州貴族的支配。不過，當時南方戰事未了，清廷難以解決國計民生，嚴刑峻法之下，澄清吏治終屬空談。洪武十四年孫可望降清，西南戰局有利清廷，僅及一年，已將李定國和永曆帝逐出邊境，恐怕堅定了順治漢化的信心，於順治十五年7月將內三院與翰林院分離，改內院爲內閣，在形式上恢復明朝舊制。當年十月，實行部院掌印部分滿漢，預示着順治將結束滿官把持國家政務部門特權的局面。當然，世祖對漢臣的猜忌也隨着內閣的運行而益甚，作爲我改革中心的內閣也未能實現其決策中樞的作用，體制上的變更依然無力動搖滿漢政治力量的對比。雖則如此，世祖的改革對滿州的疏離終究無法讓滿州統治集團接受，遺詔將世祖視爲本民族的叛逆，正表達了他們的切膚之痛。
至於有名的孝莊皇后，在皇太極逝世時寂然無聞，福臨繼位後與皇帝分宮而居，累月方得一見，宮中遍佈多爾袞爪牙，根本沒機會策劃組織對多爾袞的反擊，只能忍氣吞聲而已。至於其下嫁多爾袞之事，更沒有過硬的史料加以證明。日後玄燁繼位，孝莊太后設計四輔臣主持朝政，也是順治多年經營皇權強化的結果，太后的作用也有被誇大之嫌。康熙初年，鰲拜之流飛揚跋扈，肆意欺凌玄燁，太皇太后也是無可奈何。玄燁親政，輔政體制即當結束，積勢難返，奉孝莊之旨，鰲拜又囂張了兩年之久。玄燁不能容忍鰲拜，進行逮治，實亦針對孝莊而發，其後對孝莊尊崇有加，隱約有彌補此不得已之憾的意思。
姚念慈爲實證史學吶喊，還有其深意在。複雜的歷史過程可以進行簡明準確的概述，前提是對歷史的複雜性有深刻認識。如果人心浮躁，沒有耐心，滿足於零散知識和新奇結論，其心理同底層民衆渴望救星的心理一樣，都容易被各種權威操縱。而那種滿足膚淺心理的對複雜歷史的演義、說教，也容易淪爲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的附庸。歷史研究者和閱讀者要做的，不過是響應康德對啓蒙的定義：“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
（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從皇太極入關到玄燁親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