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4月26日，是我在I公司工作五年後的最後一個工作日。
到現在，已過去兩年了。
在這兩年裏，我先是摸索了一條成爲自由職業者的路，然後我又慢慢的從自由職業者變成了一名創業者。如今，我的團隊已經有了五個人，三名全職，兩名兼職。
在這兩年裏，我有過孤獨無助的時候，也有過焦慮擔憂的日子，有過爲收入擔心恐慌的時刻，也常常需要在週末和晚上工作。但是，我從沒後悔過這個決定，相反，我覺得這兩年是我畢業後過得最快活的兩年。
來源 | 艾菲的理想
人在什麼時候是最快活的呢？
我想，那就是在活出了自己的天賦，踐行了自己的價值觀，並不斷向着自己真實願景所努力的過程中。
前路依然未定，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給予人生的最大獎勵和報償，是那個比達到目的地更美好、更有意義的東西，難道不是嗎？
這種快活，在外人看來也許是驚心動魄的，畢竟它意味着你得放棄穩定的工作和不錯的收入，然後去選擇一條不清晰、不確定、缺乏保障的路。
可是，你若從未體會過這種“成爲自己”的自由感，就永遠都不可能瞭解它的價值和意義。
這種自由，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有什麼就有什麼的自由。
這種自由，代表的是你有機會去最大程度的探索自己、發現自己、拓展自己，並活出自己的自由。
然而，與其他任何一件有價值的事物一樣，想要獲得它，就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這種自由也不例外，你能否得到它的關鍵不在於你有多少的技巧和方法，而在於你願爲之付出多少，以及放棄什麼。
這篇文章是我兩年前辭職時真實思考的回放，它讓我想清了爲了追求這種自由，我必須要放下的東西。
— 1 —
風險的厭惡
兩個選項放在你的面前，一個是可以直接拿走的一百萬，一個是有50%概率能拿走的一千萬，你會選哪個？
很多人都選擇前者，爲什麼？
因爲“確定”！
這就是著名的“確定效應”。
它是由獲得諾貝爾獎的行爲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提出的，它說的是：當人們面對確定的小收益與不確定的大收益時，一般都會選擇確定的小收益。
換句話說就是，當人們處於收益狀態時，大多數人都是風險厭惡者。
現在的工作，是確定的，即使收益沒那麼大。而辭職後要去轉換的工作、自由職業或創業，即使可能的收益會很大，但也是不確定的。
所以，根據“確定效應”，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前者。而如果知道了這種心理傾向，你就會明白，它只是一種心理作用，而它並不意味着最佳選擇。
— 2 —
身份的焦慮
什麼是“身份的焦慮”？
英倫才子阿蘭德波頓曾寫過一本書，名字就是《身份的焦慮》。
阿蘭德伯頓說“在他人眼裏，我是怎樣一個人？我是個成功者還是失敗者？每個人的內心，都潛藏着對自我身份的一種難言的‘焦慮’。”
這就是“身份的焦慮”。
辭職之前，我也有過這種焦慮。
一旦失去了企業的舞臺，職位的光環，我到底是誰？誰又在意我？
以前，我可以說自己是**公司大中華區市場部負責人，而以後呢？我又該如何介紹自己？
這就是實實在在的身份的焦慮。
那麼，它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
它由兩個因素所造成，分別是：“渴求身份”與“勢利傾向”。
什麼是“渴求身份“?
“渴求身份”說的是：他人對我們的關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在於人類對自身價值的判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
換句話說，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的自我感覺與自我認同完全受制於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評價。
因爲“渴求身份”，我們會將對自我的認識與評價建立在他人對我們的看法之上。
所以，如果大部分人認爲離婚的人既可憐又失敗，那麼即便你覺得婚姻無以爲繼，爲了避免這種看法，你也會選擇繼續留在那裏。
同樣，如果大多數人認爲離開一個穩定工作是一件很蠢的事，那我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辭職的。
什麼是“勢利傾向”？
**它的意思是：我們嫉妒的只是和我們處在同一層次的人，即我們的比照羣體。**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最難忍受的大概就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比我們成功。
所以，“勢利傾向”會讓我們終其一生都無法不去與周圍相近的人進行比較。
當比照羣體裏有人買了更大的房子，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的房子不夠用了；當比照羣體裏有人在春節期間去瑞士自助遊了一圈，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的雲南之行索然無味了。
當我們擁有的比我們“比照羣體”的更多更好，我們就會覺得安全；相反，我們則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努力達到他們的水平。
然而不論是哪一種，我們都有明確的參照系，這種參照系會帶給我們身份的認同，隨之而來的就是安全感。
離開公司，去做自己的事，就意味着我得去對抗或消除這兩種身份的焦慮，當然是很難的。然而，當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阻礙也就迎刃而解。
— 3 —
體制的安全
什麼是“體制”？
《肖申克的救贖》這部電影中對此有段極爲經典的闡釋：
“監獄裏的高牆實在很有趣，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的，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生存。這就是體制化。”
Brooks在出獄後獲得了我們每個人都無比珍視的自由，我們以爲他會就此過上幸福的生活。誰知結果卻截然相反，在離開了監獄這個體制後，他反而無所適從，找不到人生的意義與生活的目的，最終自縊而亡。
從本質來看，每一種能給我們提供一定安全感，同時又將我們的自由限制一部分的都可稱之爲“體制”；當我們長久的待在其中，就會跟不上外面的世界，從而適應力會被不斷削弱的都是“體制”。
所以，歐美外企是體制，日本企業是體制，臺灣企業是體制，私營企業是體制；就連婚姻、家庭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又何嘗不是體制。
當然，每一種體制的體制化程度會有不同，有的特別重，有的比較輕。
所以，當我們在外企中待得久了，一旦需要離開，就會覺得不知所措，希望還是再找一份外企的工作比較好。因爲我們會覺得私營企業的工作不論是上班打卡，還是年終評估，感覺都是難以適應。
當我們結婚久了，習慣總有一人相伴，習慣某些事情總有另一人來做。一旦遭逢離婚，就會被譬如“外面的世界很可怕”，“孤單完全無法忍受”，“以後電燈壞了誰來修。”等問題嚇到魂飛魄散，然後便是說什麼也不肯離開可能早已名存實亡的婚姻了。
所以，每當我們想要走出高牆，衝破體制的時候，都能“準確”而”生動“的預測到體制外的可怕。
於是，我們便會選擇繼續在體制內待着，因爲體制能夠帶給我們確定的安全感，而體制外的世界則是被不確定與恐懼充滿。
直到有一天這個體制因爲其他原因不得不解散，就像Brooks刑滿釋放不得不走出監獄一樣，我們才被迫的走出。
於我也是一樣，當我想要辭職、衝破體制的時候，恐懼感立刻像潮水般涌來。而直到我了悟了其中道理時，恐懼的潮水才終於慢慢退去。
— 4 —
金錢的匱乏
以前，只要每次想到Gap year，我都會感到經濟上的憂慮與金錢的匱乏，後來想要辭職時也是如此。
這使我深感困惑：在這些年裏我已攢了足夠維持與之前相同生活品質一段時間的錢，可爲什麼還會感覺到金錢的匱乏呢？
後來，我意識到，金錢的匱乏，未必是真正的匱乏，相反，它只是一種永不滿足的感受。
那麼，是不是能夠達到“財務自由”，我們就不會再有這種”金錢的匱乏“感了呢？
這就要來聊聊財務自由這件事了。
其實，我們對於“財務自由”一直都有一個錯誤假設，那就是“只要財務自由了，我們就能去做自己喜歡的事了。”
但真是這樣嗎？
第一，爲什麼必須要等財務自由，才能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爲什麼不能是現在就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第二，到底什麼是財務自由？
比如：
我的一個朋友，他現在手上大概有兩三千萬的資產，所以他覺得如果能有一個億就是財務自由；然而，當他擁有一個億的時候呢，他大概又會覺得要有兩個億才能自由吧。
“財務自由”的定義永遠都在變，除非我們學會了如何去把握自己的慾望。
著名商業顧問劉潤曾說過一段很棒的話：
“爲什麼很多人不會對私人飛機動心？因爲目前不可能買得起。但爲什麼會對去馬爾代夫動心？因爲跳一跳能夠着。只要這個世界上，一直有跳一跳能夠得着的東西，錢就是永遠不夠花的，財務永遠也無法自由。無論這個錢來自於勞動收入，還是投資收入。心靈自由，纔是真正的自由。”
— 5 —
連結的斷裂
人是有社會屬性的，所以人需要彼此的連結，這種連結能夠給予人力量和生氣。
所以，當我們要跨越邊界，脫離現在習慣的時候，就會感受到這種熟悉連結的斷裂。這種感受有時會很強烈，尤其是當我們接下來要走的路是一個人的路，左右沒有陪伴。
當我們想要離開現在的公司，去另一家公司就職時，我們擔心在新的地方會無法再建立起現在這種溫暖愜意的同事關係，感到了安全感的缺失，於是就望而卻步了。
當我們想要離開現在已經不愛的女朋友的時候，我們擔心自己無法承受隨之失去的親密連結，感到了安全感的缺失，於是我們選擇不再離開。
最後的話
就是這樣，因爲上面五個原因，我們不願離開原地，我們害怕連結的斷裂。
在想明白了這些事後，一切變得豁然開朗。
原來，我要面對的既不是金錢的匱乏，也不是身份的焦慮。原來，我要面對的只是人性的弱點。
正如哲學家海德格爾說的那句話：“人不自由時感到不滿，自由時感到惶恐。”
現在，我已不再惶恐，在穿越了惶恐，面對了人性的弱點、放下了對於安全感的執念之後，我走在了創造蓬勃人生的路上。
疫情當下，昔日匆匆的步伐終於放慢了些，也是時候好好想想自己的職業計劃和人生規劃了。提前做好準備，未雨綢繆，爲未來蓄能——蓄勢待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