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以人爲本，提高管理績效的關鍵之一在於運用適當的激勵方法，充分調動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進行創造性的工作。美國有學者將這一規律概括爲一個公式：工作績效＝能力×動機激發。古今中外，許多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組織管理者都十分重視運用和研究激勵方法，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思想。研究、借鑑這方面的成果，對於探索出一套適合當代中國國情的行之有效的激勵方法，是大有裨益的。
一、中國古代的激勵方法
早在西方激勵理論提出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代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就總結治國統兵實踐經驗，提出了一系列激勵的方法。
方法之一：激勵下屬“士爲知己者死”。這就是管理者、統治者關心、愛護下屬，滿足下屬生存和發展特別是心理情感的需要，與之成知己和至交，從而使下屬不遺餘力地爲自己出力和服務。儒家孔子提出“仁”，主張“施仁政”，強調國家的統治者要象愛護親屬一樣地對待臣民。孫武則要求將帥一定要愛護士兵。他在《地形篇》中分析道：“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將帥如能象對待自己的愛子一樣對待士卒，就能取得士卒的信任，甘願追隨自己赴湯蹈火。這樣的軍隊，就將無往而不勝。當然，愛民不是空洞的，必須體現在滿足臣民的需要上。統治者決策時，必須“惟民之承”（《盤庚》中篇），順應民心，使民成爲順民，從而形成凝聚力。
方法之二：“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這是指管理者、統治者要賞罰嚴明，善於通過獎賞和懲罰這兩種正、負強化激勵手段，來達到鼓勵先進，鞭策後進，提高績效的目的。愛護下屬不是溺愛，必須有必要的褒揚和處罰，恩威並施。賞罰的關鍵是：要嚴明、公正。“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諸葛亮集》）。不分人的貴賤，誰有功就賞誰，誰違紀哪怕是皇親國戚也嚴格懲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曹操集》）。曹操違紀，自罰“割發代首”；街亭失守，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這些歷史典故都是執法嚴明的例證。古人認爲，只有做到恩威並施，運用正負兩種強化激勵手段，才能“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九地篇》），得心應手地運籌帷幄，使之無敵於天下。
方法之三：“任賢律己”，“身先士卒”。這是說管理者、統治者要知人善任，嚴於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榜樣的作用和力量感染激勵下屬。中國古人歷來崇尚德，用人強調德的標準。儒家曾提出“內聖外王”之說，對君子的要求是仁、智、勇、恭、敬、惠、義、達、藝，側重於德。德的含義很廣，而嚴於律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是其基本要求。
方法之四：“上下同欲者勝”（孫武《謀功篇》）。這似目標激勵法，即管理者、統治者，引導上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爲實現特定的目標而不懈地努力。孫武非常強調“上下同欲”，將它列爲五個致勝必備因素之一。“上下同欲”是作用極大的激勵方法。軍隊戰鬥力強不強，治國政績大不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上下有沒有共同目標，能不能團結一心，步調一致。上下同心同德則無往而不勝，上下離心離德則一盤散沙，不攻自破。上下同欲是取勝的必備條件，因而各種激勵方法的採用，都必須促使上下同欲。
二、西方管理理論提出的激勵方法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對管理活動進行系統研究，產生了管理理論。西方管理理論經歷了從把人看作是“經濟人”到把人看作是“社會人”、“自我實現人”、“複雜人”的演變過程。由於對人的假設這一前提不同，提出的理論不同，主張的激勵方法也就不同。
方法之一：“葫蘿蔔加大棒”。最初西方產生了以泰勒爲主要代表人物的古典管理理論。該理論把人假設爲“經濟人”，認爲人的行爲是在追求本身最大的利益，工作的動機只是爲了獲得經濟報酬，因而主張實行刺激性的工資報酬制度——差別計件工資制。泰羅研究分析了工時，制定出一個定額或標準，然後根據工人是否完成其定額而採取不同的工資率，以鼓勵工人努力工作，完成定額。這種理論還認爲，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會干預人對經濟利益的合理追求，組織必須設法控制個人的感情。爲此，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控制制度，對違紀者處罰。人們把這種理論提出的激勵方法俗稱爲“葫蘿蔔加大棒”的方法。
方法之二：滿足“社會人”的需求。“葫蘿蔔加大棒”的方法後來逐漸暴露出其侷限性。到本世紀20年代前後，美國梅輿等人依據霍桑試驗的材料提出了“社會人”的假設，初創了行爲科學。這種理論認爲，人不單純只追求物質和金錢，他們還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歸屬感等方面的社會和心理的需要。滿足人的社會需求，往往比經濟報酬更能調動人的積極性。工人的社會需求的滿足程度決定他們生產率的高低，物質刺激只具有次要作用。因而主張採取多種辦法滿足“社會人”的需求。如，創造良好的人際關係；明確人的責任；使做出成績者得到提升；使人得到重視和發展，等等。
方法之三：“尋找人的自我實現”。本世紀四十年代末，西方盛行“自我實現人”假設。這種人性假設的核心思想就是認爲人都有一種想尋求工作上的意義，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即“自我實現”的慾望。主張創造一種適宜的工作環境，促使人們的潛能得到充分發揮。“自我實現人”的觀念使激勵方法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前面兩種方法都是從外部條件來滿足人的需要，即實施的是外來的激勵。這種理論認爲，外來的激勵和控制會對人產生一種威脅，造成不良後果。它主張內滋激勵，即通過自我激勵和自我控制來調動人的積極性，滿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樣人就會獲得長足和持久的工作動力。
方法之四：多種激勵方法並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心理學家和行爲科學家沙因提出了“複雜人”假設。“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這些不同假設，各自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背景，並適合於某些場合和某些人。但人有着複雜的動機，不能簡單地歸結爲一兩種，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歸結爲同一類人，且人的動機變動性大。因此，沒有一種適合於任何時代、任何人的萬能激勵方法，不能只採取單一的激勵方法，必須根據不同的人及人的變化，採用適宜的激勵方法。
三、二者的異同及比較的啓示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激勵方法與西方管理理論提出的激勵方法有着共同之處，都是從物質和精神方面進行激勵，有的方法基本類似。其共性說明在不同文化傳統和不同社會制度下，人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因而激勵有着一般規律。然而，由於二者產生的背景不同，其研究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以及激勵方法的側重點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第一，從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人研究的是國家和軍隊的管理，西方管理理論研究的則主要是企業的管理。國家、軍隊的管理與企業的管理有相通之處，但畢竟不可同日而語。第二，從研究方法來看，中國古人是通過總結實踐經驗提出激勵方法，較爲直觀，對其原因、機理缺乏理論的深入分析，沒有上升爲系統的管理理論。西方則是在實驗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實驗、實踐的結果，找出其激勵機理，建構系統的理論體系，試圖揭示出激勵的一般規律。通過對人性認識的不斷加深，西方管理理論不斷深化，激勵方法也隨之不斷完善。第三，從研究和運用激勵方法的側重點來看，有以下兩點不同：
首先，中國古代激勵重情。儒家認識到對民“愛之如父母，則歸之於流水”，主張把家庭倫理推廣應用於社會管理，人人都“愛”，建立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歷史上，中國成功的統治者、管理者非常注重感情投入，以贏得人心，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中國的老百姓也確實十分重交情。如果認爲領導者、管理者對他好，他就會忠心耿耿爲其效勞，不會去計較物質利益上的得失。而西方則比較忽視情，長期只強調用鐵的規章制度管理員工，勞資雙方衝突尖銳。直到本世紀20年代，西方管理理論才認識到人是社會的人，不只有物質需求，還有被尊重等社會需求。
其次，中國古人強調心治，重視精神激勵。《管子·心術篇》中說：“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這裏實際上已提出了心治爲管理之要的思想。西方管理理論在產生了一段時期後才認識到這一點。基於對這一認識，中國古代統治者歷來重視塑造人的精神，主張通過教育來造就理想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直堅持用一種理論來統一民衆的心志，向臣民灌輸儒家思想，教育臣民要“忠”、“孝”、“仁”、“義”。對那些精忠報國忍辱負重的“君子”，大力宣揚，使之成爲萬衆學習、崇拜的楷模；對那些不忠不孝的“小人”，極力貶斥，使之爲民痛恨。這種教育極大地激勵人們去做“君子”，從而在國家、組織中產生一種具有很強凝聚力的整體精神。而西方的精神激勵方法則強調個人奮鬥，實現個人的價值，組織缺少一種整體精神。西方管理學家現已認識到這正是其企業的一個缺陷，主張吸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精華。
比較中國古代的激勵方法與西方管理理論提出的激勵方法，可得如下啓示：
啓示之一：要研究、借鑑西方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激勵方法，學習西方管理理論的研究方法，同時，注重研究本國國情，挖掘我國古人的管理思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我國管理科學從經濟學科中分化出來的歷史不長，對管理理論的研究還比較薄弱。管理理論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對管理人員的經驗進行描述的水平之上，而應學習西方管理理論的研究方法，對經驗進行理論分析，揭示管理規律。同時管理理論的研究必須立足於本國國情。中國有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國人與西方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思維方式，把西方管理的理論和方法機械地移植到中國會因“水土不服”而告失敗。中國曾產生了豐富的管理思想，提出過許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不少精華，仍值得現在研究、借鑑。對此我們應有正確的認識，不要一講提高管理水平，想到的就只有學西方。我們只有深入地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深入地認識現在的中國人和我國管理的現狀，才能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創造和運用適宜中國的管理方法。
啓示之二：要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強化人們遵守規章制度的觀念，強化制度管理，同時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建立健全管理規章制度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規章制度仍沒有健全，已制定的規章制度並沒有嚴格執行，人情很大程度上影響管理者執法。這是我國工作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要擺脫這種狀態，必須借鑑西方的管理經驗，用規章制度規範人的行爲，以使組織內各成員能統一行動，實現組織的目標。制定規章制度要具體明瞭，執行規章制度不能馬虎、降低標準，對違反者不分親疏一律照章處罰。
啓示之三：要在搞好物質激勵的同時，多用精神激勵方法，引導人們提高精神需求的層次。一方面，要使幹得好的人與幹得差的人收入拉開檔次，獎勤罰懶，獎優罰劣，用物質刺激使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激勵人。人的行動受價值觀、人生觀的支配。在錯誤的價值觀、人生觀的支配下，人或是貪圖物質上的享受，或是看不到生活的意義，苦悶消極。在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的支配下，人能把組織共同目標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結合起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從而煥發出極大的力量。由人組成的組織應用共同的精神凝聚人。從一定意義上說，企業精神是現代企業管理之魂，民族精神是治國之魂。因此，要加強思想教育，使人具有高尚的精神，去追求較高層次的精神需求。
一、中國古代的激勵方法
早在西方激勵理論提出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代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就總結治國統兵實踐經驗，提出了一系列激勵的方法。
方法之一：激勵下屬“士爲知己者死”。這就是管理者、統治者關心、愛護下屬，滿足下屬生存和發展特別是心理情感的需要，與之成知己和至交，從而使下屬不遺餘力地爲自己出力和服務。儒家孔子提出“仁”，主張“施仁政”，強調國家的統治者要象愛護親屬一樣地對待臣民。孫武則要求將帥一定要愛護士兵。他在《地形篇》中分析道：“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將帥如能象對待自己的愛子一樣對待士卒，就能取得士卒的信任，甘願追隨自己赴湯蹈火。這樣的軍隊，就將無往而不勝。當然，愛民不是空洞的，必須體現在滿足臣民的需要上。統治者決策時，必須“惟民之承”（《盤庚》中篇），順應民心，使民成爲順民，從而形成凝聚力。
方法之二：“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這是指管理者、統治者要賞罰嚴明，善於通過獎賞和懲罰這兩種正、負強化激勵手段，來達到鼓勵先進，鞭策後進，提高績效的目的。愛護下屬不是溺愛，必須有必要的褒揚和處罰，恩威並施。賞罰的關鍵是：要嚴明、公正。“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諸葛亮集》）。不分人的貴賤，誰有功就賞誰，誰違紀哪怕是皇親國戚也嚴格懲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曹操集》）。曹操違紀，自罰“割發代首”；街亭失守，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這些歷史典故都是執法嚴明的例證。古人認爲，只有做到恩威並施，運用正負兩種強化激勵手段，才能“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九地篇》），得心應手地運籌帷幄，使之無敵於天下。
方法之三：“任賢律己”，“身先士卒”。這是說管理者、統治者要知人善任，嚴於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榜樣的作用和力量感染激勵下屬。中國古人歷來崇尚德，用人強調德的標準。儒家曾提出“內聖外王”之說，對君子的要求是仁、智、勇、恭、敬、惠、義、達、藝，側重於德。德的含義很廣，而嚴於律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是其基本要求。
方法之四：“上下同欲者勝”（孫武《謀功篇》）。這似目標激勵法，即管理者、統治者，引導上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爲實現特定的目標而不懈地努力。孫武非常強調“上下同欲”，將它列爲五個致勝必備因素之一。“上下同欲”是作用極大的激勵方法。軍隊戰鬥力強不強，治國政績大不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上下有沒有共同目標，能不能團結一心，步調一致。上下同心同德則無往而不勝，上下離心離德則一盤散沙，不攻自破。上下同欲是取勝的必備條件，因而各種激勵方法的採用，都必須促使上下同欲。
二、西方管理理論提出的激勵方法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對管理活動進行系統研究，產生了管理理論。西方管理理論經歷了從把人看作是“經濟人”到把人看作是“社會人”、“自我實現人”、“複雜人”的演變過程。由於對人的假設這一前提不同，提出的理論不同，主張的激勵方法也就不同。
方法之一：“葫蘿蔔加大棒”。最初西方產生了以泰勒爲主要代表人物的古典管理理論。該理論把人假設爲“經濟人”，認爲人的行爲是在追求本身最大的利益，工作的動機只是爲了獲得經濟報酬，因而主張實行刺激性的工資報酬制度——差別計件工資制。泰羅研究分析了工時，制定出一個定額或標準，然後根據工人是否完成其定額而採取不同的工資率，以鼓勵工人努力工作，完成定額。這種理論還認爲，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會干預人對經濟利益的合理追求，組織必須設法控制個人的感情。爲此，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控制制度，對違紀者處罰。人們把這種理論提出的激勵方法俗稱爲“葫蘿蔔加大棒”的方法。
方法之二：滿足“社會人”的需求。“葫蘿蔔加大棒”的方法後來逐漸暴露出其侷限性。到本世紀20年代前後，美國梅輿等人依據霍桑試驗的材料提出了“社會人”的假設，初創了行爲科學。這種理論認爲，人不單純只追求物質和金錢，他們還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歸屬感等方面的社會和心理的需要。滿足人的社會需求，往往比經濟報酬更能調動人的積極性。工人的社會需求的滿足程度決定他們生產率的高低，物質刺激只具有次要作用。因而主張採取多種辦法滿足“社會人”的需求。如，創造良好的人際關係；明確人的責任；使做出成績者得到提升；使人得到重視和發展，等等。
方法之三：“尋找人的自我實現”。本世紀四十年代末，西方盛行“自我實現人”假設。這種人性假設的核心思想就是認爲人都有一種想尋求工作上的意義，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即“自我實現”的慾望。主張創造一種適宜的工作環境，促使人們的潛能得到充分發揮。“自我實現人”的觀念使激勵方法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前面兩種方法都是從外部條件來滿足人的需要，即實施的是外來的激勵。這種理論認爲，外來的激勵和控制會對人產生一種威脅，造成不良後果。它主張內滋激勵，即通過自我激勵和自我控制來調動人的積極性，滿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樣人就會獲得長足和持久的工作動力。
方法之四：多種激勵方法並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心理學家和行爲科學家沙因提出了“複雜人”假設。“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這些不同假設，各自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背景，並適合於某些場合和某些人。但人有着複雜的動機，不能簡單地歸結爲一兩種，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歸結爲同一類人，且人的動機變動性大。因此，沒有一種適合於任何時代、任何人的萬能激勵方法，不能只採取單一的激勵方法，必須根據不同的人及人的變化，採用適宜的激勵方法。
三、二者的異同及比較的啓示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激勵方法與西方管理理論提出的激勵方法有着共同之處，都是從物質和精神方面進行激勵，有的方法基本類似。其共性說明在不同文化傳統和不同社會制度下，人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因而激勵有着一般規律。然而，由於二者產生的背景不同，其研究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以及激勵方法的側重點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第一，從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人研究的是國家和軍隊的管理，西方管理理論研究的則主要是企業的管理。國家、軍隊的管理與企業的管理有相通之處，但畢竟不可同日而語。第二，從研究方法來看，中國古人是通過總結實踐經驗提出激勵方法，較爲直觀，對其原因、機理缺乏理論的深入分析，沒有上升爲系統的管理理論。西方則是在實驗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實驗、實踐的結果，找出其激勵機理，建構系統的理論體系，試圖揭示出激勵的一般規律。通過對人性認識的不斷加深，西方管理理論不斷深化，激勵方法也隨之不斷完善。第三，從研究和運用激勵方法的側重點來看，有以下兩點不同：
首先，中國古代激勵重情。儒家認識到對民“愛之如父母，則歸之於流水”，主張把家庭倫理推廣應用於社會管理，人人都“愛”，建立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歷史上，中國成功的統治者、管理者非常注重感情投入，以贏得人心，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中國的老百姓也確實十分重交情。如果認爲領導者、管理者對他好，他就會忠心耿耿爲其效勞，不會去計較物質利益上的得失。而西方則比較忽視情，長期只強調用鐵的規章制度管理員工，勞資雙方衝突尖銳。直到本世紀20年代，西方管理理論才認識到人是社會的人，不只有物質需求，還有被尊重等社會需求。
其次，中國古人強調心治，重視精神激勵。《管子·心術篇》中說：“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這裏實際上已提出了心治爲管理之要的思想。西方管理理論在產生了一段時期後才認識到這一點。基於對這一認識，中國古代統治者歷來重視塑造人的精神，主張通過教育來造就理想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直堅持用一種理論來統一民衆的心志，向臣民灌輸儒家思想，教育臣民要“忠”、“孝”、“仁”、“義”。對那些精忠報國忍辱負重的“君子”，大力宣揚，使之成爲萬衆學習、崇拜的楷模；對那些不忠不孝的“小人”，極力貶斥，使之爲民痛恨。這種教育極大地激勵人們去做“君子”，從而在國家、組織中產生一種具有很強凝聚力的整體精神。而西方的精神激勵方法則強調個人奮鬥，實現個人的價值，組織缺少一種整體精神。西方管理學家現已認識到這正是其企業的一個缺陷，主張吸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精華。
比較中國古代的激勵方法與西方管理理論提出的激勵方法，可得如下啓示：
啓示之一：要研究、借鑑西方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激勵方法，學習西方管理理論的研究方法，同時，注重研究本國國情，挖掘我國古人的管理思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我國管理科學從經濟學科中分化出來的歷史不長，對管理理論的研究還比較薄弱。管理理論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對管理人員的經驗進行描述的水平之上，而應學習西方管理理論的研究方法，對經驗進行理論分析，揭示管理規律。同時管理理論的研究必須立足於本國國情。中國有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國人與西方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思維方式，把西方管理的理論和方法機械地移植到中國會因“水土不服”而告失敗。中國曾產生了豐富的管理思想，提出過許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不少精華，仍值得現在研究、借鑑。對此我們應有正確的認識，不要一講提高管理水平，想到的就只有學西方。我們只有深入地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深入地認識現在的中國人和我國管理的現狀，才能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創造和運用適宜中國的管理方法。
啓示之二：要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強化人們遵守規章制度的觀念，強化制度管理，同時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建立健全管理規章制度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規章制度仍沒有健全，已制定的規章制度並沒有嚴格執行，人情很大程度上影響管理者執法。這是我國工作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要擺脫這種狀態，必須借鑑西方的管理經驗，用規章制度規範人的行爲，以使組織內各成員能統一行動，實現組織的目標。制定規章制度要具體明瞭，執行規章制度不能馬虎、降低標準，對違反者不分親疏一律照章處罰。
啓示之三：要在搞好物質激勵的同時，多用精神激勵方法，引導人們提高精神需求的層次。一方面，要使幹得好的人與幹得差的人收入拉開檔次，獎勤罰懶，獎優罰劣，用物質刺激使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激勵人。人的行動受價值觀、人生觀的支配。在錯誤的價值觀、人生觀的支配下，人或是貪圖物質上的享受，或是看不到生活的意義，苦悶消極。在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的支配下，人能把組織共同目標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結合起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從而煥發出極大的力量。由人組成的組織應用共同的精神凝聚人。從一定意義上說，企業精神是現代企業管理之魂，民族精神是治國之魂。因此，要加強思想教育，使人具有高尚的精神，去追求較高層次的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