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賴恩·烏齊（Brian Uzzi）
保羅·裏維爾(Paul Revere)是誰？問一問你的美國同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可能都知道答案，因爲保羅是美國著名詩人朗費羅( Longfellow )筆下的不朽人物。朗費羅在他的一首廣爲傳誦的詩歌裏，這樣開篇道: “聽，孩子們，你們會聽到，保羅·裏維爾夜半騎馬而來。”但是，在你的這些同事當中，學歷史的不算在內，有多少人知道威廉·道斯(William Dawes)是誰呢?這兩個人，同是在1775 年4 月18 日的晚上騎馬從波士頓出發，同是沿途散播美國獨立戰爭已經打響的消息。雖然他們沿途經過的村鎮的人口構成情況非常相似，可結果只有裏維爾成功組織成民兵隊伍，名垂青史。造成這麼大差別的原因是什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們各自擁有的社會關係網絡不同。
從關係網絡方面來看，保羅·裏維爾是一個信息中間人( information broker)，在社會關係網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爲形形色色的人正是通過他才聯繫起來的。對於上面這個故事，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他的《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一書中做過解釋。他說，因爲裏維爾在騎馬報信途中找的是和他一樣有着廣泛社會聯繫的人，所以他通報的消息很快就變得廣爲人知，而威廉·道斯不是一個信息中間人，所以他每到一個村鎮，都不知該去敲哪家的門，結果他通報的消息只是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裏流傳，沒有讓很多人知道。
我們現在來設想一下，假設這兩名信使通報的不是關於英軍的消息，而是關於新產品的創意或者團隊管理的新方法。這些信息如果不能夠傳達給合適的人，它們就會慢慢失去價值，進而完全被遺忘。例如，在微軟(Microsoft)成爲家喻戶曉的品牌之前，它的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擁有的社會關係網中就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那就是他的母親瑪麗·蓋茨( Mary Gates )。當時，她與IBM 公司的高層管理者約翰·埃克斯(John Akers)同是一家慈善組織——聯合勸募會(United Way )的董事會成員，而埃克斯正在帶領IBM 向臺式機業務進軍。有一次，瑪麗·蓋茨與埃克斯談及計算機行業中新成立的一些公司，埃克斯認爲它們無法與自己的傳統合作夥伴匹敵，但瑪麗認爲IBM 低估了這些新公司的實力。也許是她改變了埃克斯在IBM應該向誰採購其個人計算機DOS操作系統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也許是她的觀點印證了埃克斯已經知曉的情況。但不管當時的實際情況到底是哪一種，反正在他倆這一席話之後，埃克斯同意考慮小公司提供的DOS技術方案，微軟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員。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盡人皆知了：微軟贏得了DOS 合同，並最終取代IBM 成爲全球最強大的計算機公司。如果比爾·蓋茨沒有強大的社會關係網絡，這個轟動一時的新操作系統也許就會被埋沒，像威廉·道斯一樣變得默默無聞。
研究表明，對於各種各樣的商業創舉，它們的成功都是與強大的社會關係網絡密不可分的。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曾經在1998 年對科學、藝術和哲學等領域的創新開展過一項意義重大的研究。事實上，在所有歷史記載中，柯林斯只發現了三個不靠社會關係網絡而取得成就的特例，他們分別是中國東漢時期的思想家王充、日本禪宗大師拔隊得勝(Bassui Tokusho)，還有阿拉伯著名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