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勁松：我本來就不是律師，我沒有資格證，也從未假裝過我有資格證。我是一個公民，一直以公民的身份作戰。因爲如果你是一個律師，在一些事情上，司法局和你所任職的律所就有辦法讓你很難受，你要受指揮，你會有顧忌。正因爲我沒有單位，沒有人可以指揮我，我是一個自由人。我需要自己做主，不喜歡被任何力量控制或者要挾。而且我會因此成爲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不是律師也照樣可以擁有法律的武器。
人物週刊：你現在代理的這些案件中，代理人怎麼稱呼你？
郝勁松：隨便，比如張暉就叫我“郝哥”，孫中界叫我“郝律師”，網上有個帖子說，老百姓覺得律師就該是像你這樣的人。
人物週刊：中國是個講究“名正言順”的國家，沒有律師執業許可對你開展工作有影響嗎？你的收入來源是？
郝勁松：我是三家公司的法律顧問，收取顧問費，這工作不會佔據我過多的時間精力，所以我有足夠的時間來介入公益事件，無償提供法律援助。我每天都用很長時間關注國內外互聯網上的事件，然後選擇目標出擊，看這個戰役，是否適合我。比如鄧玉嬌案件，我覺得那案子不適合我，因爲我不是律師，就無法進到看守所裏會見當事人。
人物週刊：你似乎從小就是個“刺頭”，總是有人會很慷慨地把“訟棍”、“刁民”這樣的詞彙送給你。
郝勁松：凡有上級有管理者，我都試圖去改變他，改善他，如果他不服，我就和他拼一拼。包括這次“釣魚案”，我們去區政府要求旁聽，有一個局長說：你可以去接待室喝點茶水，參觀一下我們的建築。我說如果不能旁聽就算了，我對建築不感興趣。過一會兒他的手下來了，說：郝先生你站在這兒也不太好，都是上訪的人，你去接待室坐一下吧，配合一下。我說：我沒有義務配合你，我是一個不服從的公民。
網民就是我的狼羣
人物週刊：實際上，早在2004年起訴地鐵的時候，你對於將來戰役往哪裏打已經有一個大的規劃了？
郝勁松：是的，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我們首先選擇地鐵這個企業，有政府色彩又是公用服務的企業。在此以前，中國沒有發票管理，我們要填補這個空白，爲了上廁所的發票打官司，我們當時就覺得法院和政府都會支持，因爲發票涉及到稅收，我們向地稅局舉報他們偷稅漏稅，後來罰了他們2萬多，所以第一次就把他們打敗了。
人物週刊：老百姓看到你索要公廁發票的案子，會不會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無聊？這麼小題大做？他是不是就想沽名釣譽吸引眼球？
郝勁松：無聊？我們會告訴他：一張小小的發票，濃縮了你的權利，這是最簡單的東西，你可以扔掉，但是裏面凝聚着法制和民主的力量。發票背後有國務院發票管理辦法，法規被踐踏了你都沒有維護，今天你失去了發票的權利，明天你失去了其他，總有一天你的房子、你的地什麼都失去了，因爲法制在被踐踏的過程中你從沒有維護過它。
這個世界所有的不幸其實和我們每一個人密切關聯。就像美國波士頓那個猶太人紀念碑上神甫所說的那段話：起先他們屠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屠殺共產主義者，我也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也不說話。最後他們提着刀衝我過來了，沒有人替我說話，因爲大家都倒下去了。
人物週刊：你把每個案件都當成一場戰役來打，特別注意戰略戰術，我想你一定是軍事愛好者。
郝勁松：非常愛好！我出生在軍人家庭，我父親就是一個老軍人。我從青少年時代起研究了大量的戰役，尤其是二戰，包括海戰、陸戰，但我最喜歡研究狙擊：一個很小的個體力量，有時卻可以阻擋一整支軍隊的前進，甚至成爲扭轉戰局的關鍵。
人物週刊：你有自己崇拜的軍事家麼？
郝勁松：拿破崙！拿破崙在土倫城堡的時候，集中排炮對着國會大廳，以前大家從沒遇到過這樣的打法，把所有的重炮都集中起來。他整體的戰術是非常乾淨利落的，他自己概括的就是：“不玩弄太複雜的伎倆，集中精力各個擊破。”我覺得這句話對我處理很多事情都有巨大的影響。所以我們能取得成功，我希望我們的名字能被刻入法制的重要歷程。
人物週刊：你說的“我們”是指？
郝勁松：我說“我們”，有的時候也是我爲自己壯膽，這樣一說，就好像有這樣一個團隊、有一個集體，“我們”包括很多網民，很多民意的力量，共同關注、介入一些公共事件。我有時衝在前面，像一杆標槍一樣往前扎，是巨大的網民在我的背後把我使勁兒向前推。
人物週刊：可曾有過這樣的感覺：你以爲有人在背後支持你，推你，可是真的發生什麼動真格的事情，你回頭一看，身後沒有人，你一個人在孤軍奮戰。
郝勁松：迄今爲止我還沒有這種感受，每次我身後的人都巨多。我研究二戰時候的一些戰役。德軍爲了打斷盟軍，就開展“狼羣戰術”，在大西洋分佈了上百艘潛艇，神出鬼沒，擊毀了大量盟軍的運輸船，盟軍也採取了相應對策。這種“狼羣戰術”有時是非常管用的，網民就是我的狼羣！
我需要召喚到大量的人介入公共事件，並讓大家明白，對不平之事，你的反抗是有效的，只要你用適當的途徑、適當的技巧、適當的尺度。就像古裝片中的城門，堅固，高大，攻城的人羣拿粗壯的圓木用力撞擊，門固若金湯，但只要我們有足夠的人，不停地撞，使勁撞，雖然門還沒倒塌，但從微觀物理上來講，它已經在慢慢變化了。
每一座城池都是這麼攻下來的，每一個網民的留言都可能成爲攻陷城門的最後一次撞擊。我需要網民在這些戰役中成熟、成長起來，使網民認識到我們沒有沉淪，我們可以參與決策進程，並在社會正義的關鍵時刻站出來力挽狂瀾。
揮舞着法律的斧頭
人物週刊：中國法律圈裏，有你特別佩服的人嗎？
郝勁松：江平算一個，他是一個高山仰止的人物，但是他比我們年齡大太多，也很少出來發言，他說想把機會讓給年輕人。另外，張思之當然也算一個，我們第一次見面，他知道我，還摟着我照了一張相，他給我一個評價，“我是老好事之徒，你是小好事之徒。”
人物週刊：張思之大律師是把你引爲同類了？
郝勁松：對，我想最起碼，他是知我的。他絕不會僅從某個個案來了解我，以爲這個人很無聊，就是爲了一張車票或一張發票在四處告狀，我想張律師能解讀到這些案件背後的深意。
法律一直是我的嚮往，治理國家最終我們依靠的是法律，法律就是我的工具，我的斧頭，當這把斧頭磨得鋒芒畢露的時候，我們就試着揮舞它，在試驗它並使用它的時候，我們也賦予它力量。
人物週刊：我們通常都說“正義之劍”，爲什麼你說“法律的斧頭”？
郝勁松：斧頭更像我的打法。劍那玩意兒很長，它的招式就比較傳統、正規，舞劍必須遵循一定的套路，對我來說，劍術有時也是一種規則的束縛，而斧頭則不然，斧頭更靈活，它沒有固定的章法可循。
人物週刊：在你揮舞斧頭的過程中，這個斧頭是不是也會傷到一些人？
郝勁松：傷！絕對的。比如說鐵路發票那個案子，我們起訴了3次，第三次當我們掌握到了足夠白條（證據）的時候，鐵道部其實很緊張了，因爲他們感覺就要敗訴了，涉案的兩個車長到處找我，希望能通過說情讓我撤訴，後來我聽說那兩個車長被免職了，被貶到貨運列車了。
人物週刊：也許有些人因爲你，命運就被改變了。
郝勁松：一個時代的進步，在它往前走的時候，總會犧牲一些人，如果這些人的利益很小，犧牲就犧牲了，在所難免。
人物週刊：所以你並不顧惜他們？
郝勁松：不顧惜！那個證據對我非常重要！他只是被免職，而且據我所知，幾年後他又官復原職了。我覺得這種犧牲很小。
人物週刊：媒體也是你每場戰役的外援，你似乎特別懂得調動媒體，什麼時間點，放出什麼樣的消息。
郝勁松：我已經習慣了不斷地接受採訪，回答相似的問題。張暉一開始覺得很麻煩，對他的日常生活是一個干擾，我告訴他，你每接受一次採訪，我們勝訴的可能就增加1%。最初他很悲觀，認爲勝訴的機率很低，我說，即使落敗，也要把對方送到被告席上。原告只需要掏50元，但是政府要請律師需要幾千元，如果大家都有法律意識，政府的違法成本就會巨增。訴訟有時是有效地緩解憤怒的渠道，社會總得有個泄洪口。
人物週刊：如果你現在需要媒體幫助，你能調動的媒體資源能有多少？
郝勁松：其實也不會超過20家，這20家還是有些能登出來，有些登不出來，我手頭掌握聯繫方式，以及採訪過我的媒體記者大概有150多位。
民主還是一個孩子
人物週刊：聽說張暉考慮過退縮。
郝勁松：我一開始就跟張暉說，代理你的案子，我可以一分錢不要，但我就一個條件：堅決不能撤訴！一、二審的司法程序必須走完，拿到判決書。哪怕最後你敗了，民衆也會知道到底誰對誰錯，也會讓他們通過敗訴判決知道一些問題，比如法院並不是永遠正確。
人物週刊：爲何你如此堅持不能撤訴？
郝勁松：張暉有很多顧慮，如果他頂不住，撤訴了，我們就前功盡棄。張暉在接受採訪時提到自己很害怕，害怕鉤子報復等等。我告訴他，這種信息你不能釋放出去，對手知道你怕什麼，就會用你害怕的方式來對付你。
經過這些事，他也在成長，他有時候會長時間地坐在電腦前，看網友給他的留言支持，覺得自己並不孤單，很強大。他從一開始不願意露面，不願意暴露真實姓名，用了個化名“張軍”，到最後願意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把“張軍”改回原名張暉，他說：我突然覺得我又沒做錯事，我爲什麼怕他們呢？
人物週刊：上海政府已承認在張暉和孫中界的事件裏確實存在非法取證，張暉也領回了自己被罰的款子，要他抵制壓力堅持繼續訴訟，是不是很困難？
郝勁松：除了張暉和孫中界，還有大量的“釣魚”受害者得不到公正的裁決，我們還沒有真的折斷釣鉤以及釣竿。張暉去領罰沒款時，閔行區建交委門口聚集了很多圍觀者，人羣中有人對他喊，“你的錢領回來了，我們的錢還沒。”
張暉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收入相對富足的中產階級，他被“釣魚”後非常憤怒，首先通過論壇發文給媒體，行使了自己言論自由表達的權利，他正是我需要的一個人成長爲公民的標本：一個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通過這個事情開始反抗。
孫中界是另一種類型：小孫是剛滿18歲的農村青年，從沒受過城市工業化、機械化生活的傷害，他對大城市有美好的嚮往，離開家鄉來到城市工作，到上海的第三天就遇到“釣魚”，他整個人崩潰了，城市的形象在他心裏倒塌了，他覺得城市裏的人不應該這麼壞，他想不通，這促使他操起了菜刀。這種行爲是有血性的，一個民族有血性，這個民族還有希望。中國烈性男兒太少，遇事不敢反抗，看到別人出事也很冷漠，覺得和我無關。不作爲的公民太多，他們根本稱不上公民，沒有法律意識，沒有監管政府的意識。很多人覺得我只是個體，胳膊擰不過大腿，我們就要改變這種傳統想法。
社會彷彿人之肌體，有些病症，你應該不斷去暴露它，病竈纔會被及時發現、被醫治。如果你覺得司法體制黑暗，你就不去使用它，它會越來越爛，等到做手術的時候也沒用了。公民如果沒機會成長，剩下的就是一羣暴民。誰也不願看到社會動盪，誰也不願看到天下大亂。民主是一個孩子，它有個成長過程，你得培育它，爲它的成長準備條件，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懂得培養它的公民。
人物週刊：你覺得你的方法有效嗎？
郝勁松：成長不能靠說教。不知你注意到沒有，從2004年到2009年，全國各地的法院接到大量官司，如果有人能調查到這個數據，會發現這是個劇增。我和北京市高院的法官聊天，他們星期天都加班，因爲案子暴增，法院增加人手的速度，追不上案子增加的速度。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是個好事兒，公民試圖上法院去告狀，就說明他有了法律的意識，並且邁出了行動。我看到許多人打官司我就很興奮，我知道那裏頭有我，有我的功勞，以及我的同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