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朝的二百七十年期間，統治時間最長的要算梁武帝蕭衍（464—549，在位502—549）。這些朝代的皇帝尤其是開國之君中，比較有所作爲而且具有特點的，也要算梁武帝。自從317年東晉南渡，形成漢族政權的南朝與各少數民族統治的北方相對峙局面以後，到589年隋滅陳，在南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梁朝的五十年可以說達到較高的發展。蕭衍之死，就標誌着梁朝的滅亡。正如他自己所說，“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因爲簡文帝受制於侯景，元帝僻處江陵一隅，歷年都極短促。蕭詧成爲北周附庸傀儡，亦不足論。以梁朝的覆亡爲轉折點，南北軍事上的均勢從此消失，四十年後北方吞併南方的局勢，這時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決定了。梁武帝及其統治時期的歷史，在東晉南朝歷史中，是頗爲關鍵的一個階段。
（一）
梁武帝的統治，和宋齊相比，有它的特點，主要表現在處理封建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人物的關係上。概括起來，可以分成三方面考察。
第一，如何對待前朝皇帝和宗室。蕭衍與以前的王朝採取的態度、措施，有同也有不同。劉裕和蕭道成篡奪政權以後，都很快就殺死前朝讓位的皇帝，以絕後患。前朝的宗室，也都遭到屠戮或排斥。蕭衍受禪以前，擁立傀儡齊和帝寶融時，就殺死了自命爲東昏侯寶卷繼承人的湘東王寶晊，和他的兄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接着又殺了齊明帝其他幾個兒子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鄱陽王寶夤逃往北方。只有謝沭公寶義由於啞巴殘廢而獲免。受禪以後，本來準備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寶融爲王。但聽了沈約的一句話，“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於是處死了寶融。這一系列作法，和劉裕、蕭道成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另一方面，蕭衍因爲和蕭齊同宗，利用齊明帝蕭鸞以旁支繼位，大殺齊高帝蕭道成後裔這件事，在自己消滅蕭鸞一支以後，對蕭道成的嫡系子孫蕭子恪等進行分化，採取了不僅寬大爲懷而且極力拉攏的態度。蕭子恪兄弟十六人，都在武帝朝廷上擔任了大小不等的官員，發揮了他們的才能，和蕭鸞一支後裔的處境，形成鮮明對照。推翻齊朝之初，蕭衍就對蕭子恪說：“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且建武（齊明帝年號）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指兄蕭懿被東昏殺害），亦是爲卿兄弟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24】又使人傳語：“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指子恪兄弟）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所謂磐石未立，當指草創伊始，蕭衍本身的宗室尚未建藩封國。蕭衍的這番話裏，有出於策略進行分化拉攏安定人心的成分，也有坦白推心以誠相見的成分，這就和劉裕、蕭道成對待東晉劉宋宗室的情況大不相同了。推原其理由，是因爲蕭衍對於自己新王朝統治的鞏固抱有充分信心，不怕前朝宗室造反，才能如此。而蕭衍的信心，又來源於新舊王朝力量對比的優勢。
這裏可以把蕭衍的梁朝和以前的王朝作一比較。曹丕、司馬炎篡奪政權後不殺舊君，因爲曹操公元195年掌握漢獻帝，到曹丕代漢，已經二十多年。司馬懿從公元249年高平陵事件掌握大權，到司馬炎代魏，也有十五六年。在這過程中，異己勢力已消滅殆盡，新王朝的統治比較穩固，力量遠在被推翻的舊王朝之上。劉裕從公元404年滅桓玄起，到420年奪取政權，雖也有十五六年，也不斷消滅異己。但情況有所不同。劉裕出身低微，不但不能與高門司馬氏比，也不能和先世當過太尉的曹氏相比。因而他多次北伐，以提高聲望。不過他不能無所顧慮，要防止士大夫們擁司馬氏復辟。兩晉延續了一百五六十年，僅東晉即達一百年，宗室繁衍，到晉末還擁有一定力量。如司馬休之、司馬楚之等起兵反抗劉裕，失敗後逃亡北方，聚族以謀復仇。還有不少司馬氏宗室逃亡在河南，爲劉裕所深忌，所以特派刺客去暗殺司馬楚之。可以看出，劉裕篡奪政權後，對司馬氏採取屠戮手段，是可以理解的。至於蕭道成父子，“智識凡猥”，“本無大功於天下”，特別是代宋的基礎也遠較曹氏、司馬氏、劉裕爲差，所以即位馬上殺宋順帝，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梁武帝的情況與蕭齊不同。因爲齊朝統治年限很短，只有二十四年，高帝蕭道成和武帝蕭賾的子孫，差不多都被蕭鸞殺盡。蕭子恪一支出自武帝之弟豫章王嶷，明帝時即非屠殺的主要目標，所以蕭衍能夠對他們採取寬大政策（以上對比分析，採用祝總斌同志說，附志感謝）。
除去新舊王朝力量對比的優勢之外，梁武帝對統治的信心還與他奪取政權時的年齡不無關係。宋齊開國之君即位的時候，在當時已算高齡。劉裕年六十五，代晉三年而死；蕭道成五十三歲，代宋四年而死。都已到了所謂知命耳順之年。而蕭衍代齊時只三十四歲。用他自己的話說，正是“北方高涼，四十強仕”的年紀。【25】這種情況，和劉裕、蕭道成即位時充滿桑榆遲暮之感，惟恐來不及鞏固統治，生怕子孫不能守成，是迥乎不同的。加以新舊王朝力量對比懸殊，所以蕭衍即位時滿懷信心，絲毫不懼怕蕭齊宗室造反，反而能夠寬大爲懷了。宋代葉適《習學記言》三三論梁武帝與蕭子恪語，也注意到他與劉裕、蕭道成之不同。但葉適說：“劉裕懲創司馬復興，遂殄滅無遺育，而蕭道成效之。及其甚也，鸞以庶代宗亦然，哀哉！梁武號粗有識，宜其不忍爲也”。葉氏對蕭衍的觀察分析，只從人情的忍與不忍着眼，顯然是沒有觸及要害了。
第二，在對待佐命功臣方面，梁朝也與前朝有所不同。宋齊開國之君即位不久就死去，繼位的皇帝對開國功臣特別是武將多所疑忌，如宋文帝殺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齊武帝殺垣崇祖、張敬兒。因爲這些人對開國之君而言，或者比肩共事，或者效死疆埸，才成爲開國元勳。繼位的皇帝因而感到他們功高震主，形成威脅。蕭衍奪取政權後，卻沒有誅戮功臣的事，這可能由於以下原因：一、蕭衍重要的佐命文臣，如範雲、沈約，雖然在齊朝竟陵王子良的西邸時，都曾與蕭衍並肩爲“八友”成員，不相上下。但範沈當時都是以文義見長，沒有什麼政治實力。他們在蕭衍奪取政權前後，起過參謀顧問作用，卻並不對新政權形成任何威脅。所以他們並不構成梁武帝疑忌的對象，而是倚靠的力量。二、重要的武將，如王茂、鄧元起、呂僧珍、曹景宗等，原都是受禪以前早已追隨蕭衍的部下。新政權建立後，他們加官晉爵，只有更爲盡忠於皇室，不會對帝位有任何野心。《隋書》四十《王誼傳》有一段故事，對於瞭解蕭衍很有啓發：“開皇初，上（隋文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威揚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這段話雖然是隋文帝的戲言，但不能不承認也透露他心底的某些顧慮。而蕭衍即位以後，則是不存在這種顧慮的。所以他既不須像楊堅那樣“震揚威武”，也不須像宋齊嗣君那樣誅殺大臣之多而且酷了。
第三，在選拔人才進行統治方面，梁武帝時期更有不同於東晉宋齊的顯著特點。現在分別就當時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和集團，分析梁朝五十年中他們在政治上所起不同作用，從而考察梁武帝重用哪些人以及這種用人政策的結果。
東晉宋齊以來士族中的高門，到梁朝仍然保持其優越的社會地位。梁武帝也和前朝的皇帝一樣，承認並且尊重他們優越的社會地位。梁武帝在受禪以前，就曾上表說，“譜牒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26】說明他是要努力保持譜牒的準確，維護“冠族”的純潔，以利於維持門閥制度。天監五年又下詔，“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蒐括，使郡有一人”。【27】所謂“舊族”，當然也是指幾百年來的門閥而言。楊公則在湘州，“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28】梁武帝改革官制，把舊日的一至六品官分爲十八班。據《隋書·百官志》所記梁制，列於每班之首的，大抵屬於清官。又設流外七班和三品蘊位五品勳位等。其目的不外從制度上區別清濁，以鞏固門閥貴族的地位和勢力。【29】梁武帝即位後，即與琅玡王氏通婚，爲簡文帝娶王儉曾孫女，嫁妹於王導六世孫。侯景據壽陽後，氣焰囂張，公元548年請婚於高門的王謝。梁朝這時已瀕於覆亡，但梁武帝仍然向侯景說，“王謝門高非偶”要保持門閥的尊嚴，表示自己無能爲力。這種精神，和南齊時紀僧真乞作士大夫時，武帝說“由江謝，我不得措意”，以及紀僧真所謂“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仍然一脈相通。以梁代的琅玡王氏爲例，王筠認爲沒有人家“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也。”沈約自詡“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也讚歎王氏“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30】
東晉以後，劉宋到梁這80幾年中，三易朝代。當易代之際，官位已高的高門大族人物就遇到一個矛盾：盡忠於舊王朝，抵制新王朝；還是背棄舊王朝，投向新的統治者。抵制新朝則政治上受挫折，雖然舊日門閥所享受的優越社會經濟地位並不動搖。投向新朝則增強政治勢力，有助於進一步提高和鞏固門閥地位，但必然遭到譏刺。南朝的僑姓高門，後來每以王謝袁蕭並舉爲大。實際蘭陵蕭氏只是由於齊梁皇室所出而升格【31】，王謝袁纔是兩晉甚至後漢以來典型的高門。這三家已有官位的人，在易代之際，由於種種原因，在上述兩條道路中，往往有不同選擇，但究以投向新朝者爲多。如謝晦、王弘、王曇首等投向劉宋，王儉、謝超宗等投向蕭齊，而像袁粲那樣堅決忠於劉宋舊王朝，拒絕與將要奪取政權的新統治者蕭道成合作的，終屬少數。梁朝建立後，齊時已起家入仕途的，王氏如王亮、王瑩、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謝氏如謝朏、謝覽，都在新朝作了官。雖然個別人起初也多少有過不合作的表示，如王亮、王志，當蕭衍討伐東昏時，“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嘆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32】謝朏雖然以宋朝侍中身份拒絕解璽給受禪的齊高帝，但終於先後在齊梁兩朝入仕。齊梁之際的袁昂，尤其是易代之際高門人士行動的典型。他的行爲，說明高門甲族重自己的門戶甚於王朝，首先考慮是如何保衛家門，而不是盡忠王室。《梁書》三一《袁昂傳》載，昂在齊末任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蕭衍討伐東昏時，尚未表示要取而代之。但當時形勢已很明顯，因爲蕭衍從襄陽出兵時，已經公然以武王伐紂自命了。袁昂起初對蕭衍表示不合作，但終於投降，仕至侍中司空尚書令。籠絡高門是梁武帝的一貫政策，所以他手書曉喻袁昂說，“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又說，“朕遺射鉤，卿無自外”。袁昂回答蕭衍，雖然說“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實則衷心爲家族計，力求保存門戶。所以袁昂臨終告誡諸子云：“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慚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朝之際，既暗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他諄諄不忘的，主要在於門戶鄉里。袁昂在他的《古今書評》裏說，“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反映出他對高門的看法，認爲高門子弟就是高人一等，與衆不同。儘管袁昂對梁武帝每每自稱“東國賤男子”、“東國賤人”，實際陳郡袁氏爲東漢以來的世家大族，袁昂臨終誡子的話，正全是高門大族口吻，賤字不過是謙詞。陳郡袁氏的社會地位遠在梁武帝的蘭陵蕭氏之上。袁昂之所以特別自加貶抑，恰恰反映高門盛族自視之高，以及竭力避免新朝皇帝猜疑的顧慮心理。袁昂誡子又云，“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指追贈官爵）”。所謂“遵古”及“知吾名品”，就是指蕭衍尊重門閥制度，瞭解袁家的社會地位，和拉攏高門大族的態度。在這一點上，蕭衍與袁昂可以說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姚思廉在史臣論中說袁昂“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臺鼎，何其美焉”！這樣評論，無異於對袁昂的諷刺。而這種諷刺，可以說適用於王謝等高門中的一系列人物。
梁武帝維護幾百年來的門閥制度，尊重高門士族，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也確實在梁朝做了高官，如王亮官至中書監，王瑩官至尚書令和丹陽尹，王瞻、王峻、王份官至侍中，王志官至中書令，王暕官至侍中左僕射，王泰、謝覽官至吏部尚書，謝朏官至中書監，袁昂官至尚書令。但是，這些高門甲族擔任的官位雖然不低，卻只停留在虛名上，在梁朝不能算政治上的實權派。所以形成這種情況，有其歷史原因。姚察曾說：“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賞。恪勤匪懈，終滯鄙俗。”【33】王敬弘的故事，見於《宋書》六六本傳：“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這種風氣，到梁時更加氾濫。顏之推描述得好：“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即使是“文學之士”，他們“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34】王謝盛族雖居高位，不親事務。而梁武帝的政策，也正是一方面爭取門閥士族的擁護，作爲自己統治的支柱，一方面把他們當作擺飾，而另外任用一些真能關心“簿領文案”的人來進行統治。這些人是從士族的中下層亦即門第不高的所謂次門、後門、寒門中來，這種士人稱爲寒士，但不能與寒人、庶人或寒庶混爲一談。
《通鑑》一四五（天監二年，公元503）有一段關於梁武帝統治前期用人的記述，作了很好的概括：“五月丁巳，霄城文侯範雲卒。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舍同參國政。舍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稿。舍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35】《通鑑》此文所舉四人之中，範雲、沈約、徐勉三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來自士族裏的中層或下層。
沈約，吳興武康人，祖先沈林子在劉宋時以軍功起家，既是南人，又非高門。範雲是東晉範汪的六世孫，但亦非士族中的高門。《梁書》二十《陳伯之傳》雲：“河南褚京師之薄行者。……高祖即位，頻造尚書範雲，雲不好，堅距之。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通鑑》一四五作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褚當是河南陽翟褚氏，與褚淵一家，是有名的大族。他所謂草澤底下，看來就是針對拒絕接待他的範雲而發。沈範兩人都是蕭衍的舊友，而徐勉就不同。他是東海郯人，《梁書》二五本傳說他“幼孤貧，早勵清節”。徐勉誡子書也說，“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南史》六十本傳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36】《梁書》二一《江蒨傳》，“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齊太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唯蒨及王規（王儉之孫）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第七兒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是時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37】同爲東海郯人的宋代徐羨之，被王華目爲“中才寒士”，見《南史》二三《王華傳》。從這些事實，可知東海徐氏門第遠在琅玡王氏、濟陽江氏之下，被目爲寒士。猶之東莞莒人劉祥是劉穆之之後，也被褚淵罵爲寒士，見《南齊書》三六本傳。徐勉出自士族中的寒門、次門，比較起來還善於處理實際事務，因此爲梁武帝所任用。周舍是汝南安城人，周的八世孫。他雖屬第一流高門，但和何敬容相似，明習吏事，所以參預機密二十餘年。
《通鑑》一五八說，“自徐勉（大同元年，公元535）周舍（普通元年，公元524）既卒，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己任。異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何敬容廬江人，父祖都有名於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是出身於第一流門閥的。但何敬容之受到梁武帝重用，卻並非由於他的家世或高門的特點，而是由於他“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38】《梁書》三八《朱異傳》說：“自周舍卒後，異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併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異屬詞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瞻，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朱異吳郡錢塘人，顧歡的外孫，而顧歡“家世寒賤，父祖併爲農夫”。【39】朱異出於士族的下層，所以他“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侮之，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40】朱異和徐勉出於同一階層，徐勉竭力要“高攀”，和琅玡王氏、濟陽江氏結親，而朱異則採取蔑視這些高門的態度。侯景“請娶於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41】，這個朱張並非朱張顧陸的朱張，應當從《通鑑》一六一胡三省注的解釋：“朱張謂朱異張綰之族也。”張綰，范陽方城人，是蕭衍舅父張弘策的兒子，西晉張華的後代。《周書》四二《劉璠傳》載，張綰在一次宴會上“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蕭〕曄以爲屬己”。可見張綰雖罵別人寒士，自己也被目爲寒士。《南史》五六張綰的哥哥張纘傳也說，“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他對寒門人士特爲留意，任吏部尚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爲貴要屈意”。【42】張綰則兩任御史中丞，本傳說他“再爲憲司，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張綰大約能夠躬親事務，與周舍、徐勉、何敬容、朱異是同一類型人物，所以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擔負了御史中丞這樣煩重的職務。蕭衍把張家與朱家並提，說明張家門第遠不能和王謝相比，屬於寒門。張氏兄弟屬於寒士，是較低的階層。從以上論證，可以看出，梁武帝比較注重吏治，所以不委政於王謝，而重用何敬容、朱異這一些人。葉適《習學記言》三二駁正樑武帝委政羣小的批評，說“何敬容自是吏手，朱異未爲蠹政”，這話確是公論。
在吳姓寒門的朱異之外，梁武帝對於吳人集團的態度，也和宋齊統治者不同。宋齊時沿東晉百年來舊習，雖然建政權於江南，對江南土著不論多高門第，始終抱有偏見。蕭衍對於這個習慣有所突破。如用吳郡張率爲祕書丞，說他是“名家奇才”，“東南物望”，“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43】在此之前二十幾年，張率的父輩張緒的遭遇，便大不相同：“〔齊高帝蕭道成〕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啓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準則。’上乃止。”【44】蕭衍之弟揚州刺史臨川王宏死後，“於時貴戚王公鹹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45】揚州刺史是東晉南朝重要職位，向來由皇帝的兄弟、兒子或者北來高門擔任。天監十七年時，蕭宏一度坐法免去揚州刺史職務，蕭衍下詔任命從弟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蕭景“監揚州，並置佐史，侍中如故”。蕭景“越親居揚州，辭讓甚懇惻，至於涕泣”。【46】可見揚州刺史人選之重要。孔休源會稽山陰人，先後兩任，共約六年，卒於任，見萬斯同《梁將相大臣年表》。孔休源與範雲、徐勉都是好友，徐勉向武帝推薦他“識具清通，諳練故實”。本傳說他在荊州任南郡太守行府州事時“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任揚州刺史時，“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一非宗室，二非北人，以南方土著而任爲揚州刺史，東晉南朝二百七十年中，只此一例而已。梁武帝之所以打破百餘年來歧視南人偏見，重用孔休源，當然也因爲他是比較幹練，能夠從政的人才。
梁武帝重視門閥士族的中下層，還從培養和選拔人才的制度方面採取了措施。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各主一館，館有數百學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隋書·百官志上》記載，“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俊才，不限人數”。天監八年又下詔，“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指吏部〕可量加敘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47】這樣，寒門子弟在入學和試吏以進入仕途方面，都得到特別關注。據《隋書·百官志上》，有些官位，如中書通事舍人，“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梁書》四九《庾於陵傳》說，“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舍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從這件事看出，在蕭衍心目中，習慣上被羨慕的清官和社會上受尊重的甲族，都不及人才本身的重要。只要人有才能，不必非出自高門甲族不可；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去擔任，任何職位都會爲之生色，都可以受人羨慕。“官以人而清”的思想，在門閥制度佔統治地位，出身門第重於一切，連官職都區分清濁的社會里，不能不說是頗具積極意義的了。
東晉南朝的封建地主階級內部，在高門士族和寒門士族之下，還有一個階層——庶族亦即寒人，或稱寒庶。《宋書》九四《恩幸傳》說，“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南史》二三《王球傳》載，王球說“士庶區別，國之章也”。士庶區別形成一種不成文習慣，士與庶之間在通婚，交往等方面都有限制，任官、服役、刑罰等方面都有區別，這裏不具論。【48】如《南齊書》五六《呂文度傳》載，“永明中，敕親近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梁書》四九《鍾嶸傳》載嶸上言，對舉“素族士人”和“吏姓寒人”。都明確地把人士或士人與寒人即庶人對照而言，也是士庶之別的一種體現。寒人、寒門之外，還有寒官之稱。如《紀僧真傳》“自寒官曆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劉系宗傳》“自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勳品”。寒官具體何指，史書中不見明文。但《顏氏家訓·涉務篇》說，“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指典籤和省事），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大概這些可以鞭杖的官，都由寒人擔任，即屬於寒官之列。所以《隋書·刑法志》記陳制也是“寒庶人準決鞭杖”。這種寒人在南朝得到皇帝的寵信，很有權勢，趙翼《廿二史札記》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條有所論列。但趙氏把自稱寒士的朱異也列爲寒人，混淆了寒士與寒庶之別。我在四十四年之前所寫《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文中，也沿襲了這個錯誤。梁武帝不同於宋齊皇帝，正是不重用寒人，不倚靠寒官，而倚靠徐勉、朱異之類的寒士。《南史》六一《陳慶之傳》，“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騎將軍、安州刺史”。這裏的寒門即指寒庶。陳慶之義興國山人，幼而隨從梁武帝。武帝曾說他“本非將種，又非豪家”。俞藥家無先賢。說明兩人都出身寒庶。既然寒庶出身而致顯達者只此兩人，可見寒庶在梁朝沒有像宋齊時那樣掌握機要，權勢驚人。所以《宋書》有《恩幸傳》，《南齊書》有《倖臣傳》，而《梁書》裏卻沒有相當於此的專傳，正是反映了這一事實。
北魏方面，對蕭衍的統治曾有評價，說他“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49】這話的含義，可以理解爲蕭衍的統治比起齊東昏時，較爲正常，較爲穩定。這正是蕭衍依靠徐、周、何、朱這些人實行統治的結果。但是，無論第一流的高門王謝，或者中下層的門閥朱張，以至於寒庶，都屬於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梁武帝倚靠中下層士族所進行的統治，仍然是封建地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我們引用《隋書·刑法志》中幾段材料，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蕭衍統治的階級實質：“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奸宄益深。后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通鑑》系此事於天監十年（511）。關於蕭衍統治的末年，《刑法志》還有一段記載：“是時王侯子弟皆長，而驕蹇不法。……由是王侯驕橫轉甚，或白日殺人于都街。劫賊亡命，鹹於王家自匿，薄暮塵起，則剝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討。”
梁武帝的統治手法，還可以從他對待僧人的辦法略見一端。《廣弘明集》二六載有他的《斷酒肉文》四首，其中提到如何處罰飲酒食肉的僧人，“唯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可惜書缺有間，蕭衍是否把這一手法也應用在他世俗統治方面，就不得而知了。
（二）
在軍事才能方面，蕭衍和劉裕、蕭道成以及陳霸先相比，不在三人之下。《南史》六《梁本紀》記載蕭衍擊敗北魏的王肅、劉昶，“得肅巾箱中魏帝敕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足見當時魏孝文帝對蕭衍將才的評價。從蕭衍襄陽起兵時根據政治分析而作出的戰略以及一系列具體軍事活動，也可以證明蕭衍的敵人對他的評價並非溢美。
當年輕而昏庸無道的齊東昏侯統治時，蕭衍任雍州刺史。他分析朝廷形勢，認爲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等“六貴司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50】他分別指出這六個人的弱點，然後說，“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因此他建議在郢州的哥哥蕭懿起兵。蕭懿不聽，被東昏殺害。蕭衍運用計謀，使鎮守荊州奉東昏之命進攻襄陽的蕭穎胄反而和他聯合起來。但蕭穎胄以“年月未利”，主張次年二月再進兵攻東昏。蕭衍認爲“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決定從襄陽起事。在沿江東下途中，不斷遇到東昏阻擋的兵力，蕭穎胄又猶疑，建議“請救於魏，與北連和”。蕭衍駁斥說：“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蕭衍決意東進，公元501年正月發襄陽，十一月攻進建康。公元502年建立了梁朝。
在對北魏作戰方面，雙方力量不相上下，梁朝起初有時還佔優勢。天監五年（506），與魏軍在淮水以南對峙。主帥臨川王蕭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只是由於他的懦弱無能，部署乖方，才大敗而回。次年，梁軍曹景宗、韋睿等在鍾離大敗魏軍，“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魏軍主帥元英、蕭寶夤免死除名爲民。這次戰役，梁武帝指示曹景宗等採用“火攻之計”，起了決定作用。以後梁武帝聽信北魏降人獻計，堰淮水以灌壽陽，結果勞而無功，遭到很大損失。天監十五年（516），因淮水暴漲，堰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到普通七年（526），北魏北受北鎮起義的威脅，南境又有葛榮領導的聲勢浩大的起義，局勢極不穩定。於是梁將夏侯亶等率軍進入魏境，所向皆下，據壽陽，“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大通元年（527），陳慶之軍在渦陽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最後大破魏軍，“俘斬略盡，屍咽渦水”。到中大通元年（529），陳慶之率兵送魏北海王元顥進入洛陽。北魏在南北兩邊的大起義打擊之後，又有爾朱榮入洛和河陰之役，內部混亂，給梁軍造成有利機會。自從劉裕在東晉末進軍關中，滅姚秦（417）以後，南朝軍事力量從未深入北方。宋末失去淮北青冀徐兗和豫州淮西之地（467），南朝更只能處於守勢。陳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這次南朝大軍攻進洛陽，爲百餘年未有之事。但陳慶之兵力寡少，孤軍深入，沒有後援，加以元顥背離梁朝，陳慶之終於“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髮爲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以此爲轉折點，梁朝軍事力量從這個頂點急劇下降了。
魏分東西以後，大同二年（536），東魏主動向梁議和，主要是因爲想與南方和好以牽掣西魏。以後梁與東魏使節往還不斷。據《梁書》記載，大同七年（541）一年之內，雙方使節又來又往。大同八年四月和十二月，大同十一年（545）正月和十月，東魏都一年之內兩次遣使到梁。據《魏書》記載，興和二年（540）和武定元年（543），梁朝都在一年之內兩次遣使於魏。但梁武帝沒有利用北方東西分裂局面，鞏固內部，圖謀進取，反而接納了東魏叛將侯景，破壞了與魏的關係。接納以後，反覆無常，準備出賣侯景給東魏。侯景發覺，終於起兵南攻。在應付侯景過程中，梁武帝又舉棋不定，優柔寡斷，終於被困臺城而死，梁政權實際也就垮臺。難怪胡三省說：“蕭衍舉事於襄陽，智計橫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豈耄耶？抑天奪其鑑也？”【51】
臺城被圍期間，各路援軍不少，但各有自己打算，一個個顧望不前，難於通力合作。侯景之亂對梁朝地方上形勢也有影響。軍事上極爲重要的長江上游地帶，被蕭衍的兒孫們所割據。兄弟叔侄彼此內訌，形成分裂局面，互相抵消力量。湘東王繹據荊州，岳陽王詧據雍州，河東王譽據湘州，邵陵王綸據郢州，武陵王紀據益州。內訌結果，蕭譽和蕭紀都被蕭繹殺害，蕭繹又被西魏吞滅。蕭綸先爲蕭繹所敗，終被西魏所殺。蕭詧雖倖存下來，成爲西魏的附庸傀儡。
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相比，土地人口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都遠遠不如，而西方終於滅掉東方，是和侯景亂後梁朝形勢有關的。梁朝的重要方鎮分裂內訌，給西魏造成有利機會，能各個擊破，從而佔有長江上游，爲以後打敗北齊提供了極其好的條件。侯景之亂以後，江淮漢東入於北方，陳朝基本上和北方以江爲界，北方吞併南朝成爲必然趨勢。造成這種趨勢的，不在於陳朝而在於梁朝。所以說梁朝這五十年的興衰，在東晉南朝歷史上，是一個關鍵性時期。
（三）
梁武帝統治時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對佛教的迷信。爲了希求功德，造福來生，他大事營造寺院佛塔，施捨僧尼，於是加緊剝削榨取，民不聊生。這種情況到梁武帝晚年尤甚，京都“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52】公元545年賀琛陳奏說，“天下戶口減落”，“惟以應赴征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53】男丁出家爲僧，逃避了賦役，如郭祖深所指出，對戶口減少起了作用，他是從統治者維護剝削所得擔心勞役沒有着落出發的。實際上，更主要更大量更普遍的問題，還是老百姓所受災難。他們苦於賦稅力役之苛重，不得不賣兒賣女，流亡四散，轉死溝壑。
蕭衍由於迷信佛教而引起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惡果，和南朝許多皇帝之荒淫奢侈帶來的後果，沒有什麼不同。雖然他對賀琛的陳奏大怒之下趕緊辯解，說“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等等，只是聊以解嘲。這種基於佛教戒律的形式上的個人苦行，終於抵消不了他由於迷信而揮霍大量國家財富，和給人民造成的無邊苦難。蕭衍口頭上也在國家政事和自己宗教活動之間有所權衡，例如《廣弘明集》十九載有蕭綱等再三請求蕭衍開講佛經的《請御講啓》四通。從署名“臣綱臣綸臣紀”看來，這是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死去，蕭綱立爲太子以後的事。對於蕭綱等的請求，蕭衍一則說，“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再則說，“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恆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所以他的結論是：“方今信非談（即所謂談義，指講經）日”。最後一次拒絕蕭綱等的請求的理由是：“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這些話倒也冠冕堂皇，承認國家並不安。但這些都是表面形式，最後蕭衍還是應允了蕭綱的請求，所以《梁書》的《本紀》下記載中大通三年（531）“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義，訖於十二月辛丑”。公元533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波若經》題，訖於己醜”。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庚戌，法駕出同泰寺大會，停寺省講《金字三慧經》”。蕭衍不但在寺院講經，流連忘返，而且戲劇性地“捨身”給寺院爲奴隸，由國家和公卿施捨大量財物，再把他贖回來。大通元年（527）三月辛未捨身同泰寺，甲戌還宮，停留了四天。中大通元年（529）九月癸巳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到十月己酉還宮，總共十六天。太清元年（547）三月庚子第三次捨身，又是“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到四月丁丑才還宮【54】，留在同泰寺長達三十七天。羣臣奏表上書，都稱蕭衍爲“皇帝菩薩”。封建王朝統治者這種等於兒戲的宗教迷信活動，標誌了梁朝的統治已經腐朽沒落到了極點，再加以侯景的一擊，就必然全面崩潰了。
聯繫蕭衍的宗教信仰，還應當注意到南朝宗教史上的一個現象，就是道教信徒改宗佛教。《廣弘明集》三十上有梁武帝的《述三教詩》：“少時學周孔，弱冠第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卷，猶月映衆星。”照詩中所說，似乎蕭衍青年時奉儒學，中年信仰道教，晚年才改宗佛法。其實他把自己的信仰這樣分爲三期，只是一種修辭手法，三教依次羅列，目的還是爲了擡高佛教，所以後面詩裏有“窮源無二聖”的話，意爲佛教纔是他最後的、唯一的歸宿。而所謂晚年，完全是文學上的誇張。原來蕭衍一家是世代信奉天師道的。《廣弘明集》四載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舍道文》說，“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舍舊醫，歸憑正覺”。由於家世信仰，所以蕭衍的兒子邵陵王綸也於同月十七日上書武帝，表示舍事道法。武帝宣敕嘉獎說，“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隋書·經籍志》說：“〔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逾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對這個問題論證極爲深入詳盡。蕭家的籍貫南蘭陵（今江蘇武進）也屬於“三吳及邊海之際”的地帶，所以蕭衍實際是“歷葉相承”的天師道世家，並非如《隋志》所云由於個人“好事”而信奉。猶如近代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兒童出生後即受洗禮了。
上述論點，還可以從蕭衍的小名得到證明。《梁書·本紀》稱武帝“小字練兒”。《顏氏家訓·風操篇》也說梁武帝小名阿練。練指道家修練，亦可作練師解。《梁書》七太宗王皇后傳，“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琅玡王氏爲天師道世家，皇后又名靈賓，與信仰有關，所謂“女師”，當亦女中練師之意。南北朝時人名尤其小字往往反映宗教信仰，如奉佛者用菩薩、羅睺，信道者名靈寶之類。蕭衍的小字恰足幫助說明他是家族世代信仰道教的。【55】蕭衍早年信仰如此，所以和道教大師陶弘景有密切關係。而道教對蕭衍的政治活動，也起過不小的作用。《梁書》五一《陶弘景傳》記載：“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陶弘景不僅提出了蕭衍所建新王朝的稱號，而且對蕭衍之下決心奪取齊室政權，早已極力推動促進。宋代賈嵩的《華陽陶隱居內傳》有較詳細記載：“徵東將軍蕭衍軍次石頭，東昏寶〔守？〕臺城。義師頗懷猶豫。先生上觀天象，知時運之變；俯察人心，憫塗炭之苦。乃亟陳圖讖，貽書贊獎。受封揖讓之際，範雲沈約並秉策佐命，未知建國之號。先生引王子年歸來歌水刃木處，及諸圖讖，並稱梁字，爲應運之符。洎將昭告，復令用四月丙寅。乙丑夜，凝雲灑雨，朝廷懼之。詰朝升曜，既而復雨。”考之《本紀》，梁武帝即皇帝位，告天於南郊，確爲天監元年四月丙寅。賈嵩的敘述大致本於陶弘景從子陶翊所撰《本起集》，因此所敘史實大體可信。沈約先世奉天師道，沈約本人也是道教徒，臨終還請道士上章悔罪。蕭衍奪取政權時，這兩個主要的參謀顧問都是天師道徒，也許和他本人的宗教信仰不無關係吧？
東晉南朝出於天師道世家而改宗佛教的，還不止蕭衍一人。高平郗氏世奉道教，郗愔、郗曇兄弟被謝萬譏爲二郗“諂於道”，而郗愔的兒子郗超卻改信佛法。謝靈運出生後，“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56】杜治是錢塘杜氏所在的道館，從靈運之名也可知是世奉天師道的人。但他後來也改信佛教，臨死還把三尺長的美髯捐贈給廣州佛寺，用作維摩詰像的鬍鬚。謝靈運所撰慧遠法師誄說，“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用的是《論語》“十有五而志於學”的話，可見他離開杜氏道館後大概不久就改宗佛教了。《真誥》十九載劉宋時馬朗、馬罕敬事道教，“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廢之耳”。又說有吳曇拔，“頗有才致，初爲道士。……其後事佛出家”。東晉南朝很少聽說佛教徒改宗道教，卻頗有些道教徒信仰了佛法。也有雖非改宗，而兼習佛法，如《真誥·稽神樞篇》說，“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這說明佛教對於東晉南朝的士大夫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因爲佛教經和論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各宗派嚴整完備的戒律，以及與佛教相關聯的文學、繪畫、雕刻、音樂等等，都遠比道教內容豐富。所以當時北方的寇謙之和南方的陶弘景，都企圖採用佛教教義來改造道教，以便與佛教抗衡。陶弘景的母親，也是“精心佛法”的人。道教天尊原來沒有形象，劉宋時仿效佛教，才製作天尊和左右二真人形象，以便吸引人信奉供養。陳馬樞《道學傳》中宋代著名道士陸修靜傳說他“及生之日，蹠有重輪，足有雙踝，掌有大字，身有鬥文”。【57】這完全是仿效佛經裏釋迦牟尼的“相好”亦即身體上的特徵而製造出來的。道教經典如陶弘景的《真誥》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抄襲了《四十二章經》。許多道教經典是模彷彿經撰寫的，佛教影響隨處可見。【58】這些情況都足以說明，爲什麼頗有道教徒改宗佛教，而很少見佛教徒放棄原來信仰去信奉道教了。
以上是對照佛教與道教的總的情況加以推論，但梁武帝改變信仰的具體契機，從史料得不到線索。此外，還有兩點應該指出。一、梁武帝在改宗以前，對道教是很重視的。如上所述，他奪取政權前後，道士在利用圖讖爲之製造輿論方面起過很大作用，所以他即位後“猶自上章”。而且於天監二年設置管理道士的官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任大正，“屢爲國講說”。【59】二、梁武帝改宗以後，雖然迷信佛教達到愚蠢之至瘋狂已極的地步，但對道教並未採取排斥打擊態度。不少材料證明，他和陶弘景的友誼始終不渝，而且不只限於談論書法。天監十五年還爲陶弘景建太清玄壇，支持他的宗教活動。儘管《述三教詩》以佛教爲至上，但實際上蕭衍作爲皇帝是“三教兼弘”【60】的。中國封建統治者往往標榜儒家孔孟之道爲統治的思想基礎，孔孟之道與佛教道教都屬於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並非從根本上有任何牴觸，所以有可能和平共處。任何宗教，對廣大被壓迫人民而言，都具有欺騙麻醉作用。從中國以及印度封建社會的歷史看來，如果封建統治者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採取寬容態度，兼容幷包，更易爭取民心，往往比專崇一種信仰而打擊其他宗教更有利於封建統治的安定鞏固，梁武帝奉行的正是這種政策。
（四）
早在齊朝時，蕭衍已經和王融、謝衍、沈約、任昉等知名的文學之士見重於竟陵王子良，與於西邸八友之列。就學術和文才而言，蕭衍在東晉南朝的皇帝中，是比較突出的。和宋齊陳三朝的開國皇帝相比，就更非他們所能及了。【61】
《梁書·武帝紀》稱武帝著述有《制旨孝經義》等二百餘卷，《文集》百廿卷。據《隋書·經籍志》所列，梁武帝的著作有以下多種，書名卷數與《本紀》有出入，但可看出，涉及的面是相當廣的。計有：《周易大義》廿一卷，《尚書大義》二十卷，《毛詩發題序義》一卷，《毛詩大義》十一卷，《禮記大義》十卷，《中庸講疏》一卷，《制旨革牲大義》三卷，《樂社大義》十卷，《樂論》三卷，《黃鐘律》一卷，《鐘律緯》六卷，《孝經義疏》十八卷，《孔子正言》二十卷，《通史》四百八十卷，《老子講疏》六卷，《梁主兵法》一卷，《梁武帝兵書鈔》一卷，《梁武帝兵書要鈔》一卷，《金策》十九卷，《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梁武帝雜文集》九卷，《梁武帝別集目錄》二卷，梁武帝《淨業賦》三卷，《圍棋賦》一卷，沈約注《梁武連珠》一卷，邵陵王綸注及陸緬注《梁武帝制旨連珠》各十卷。這些著作大都已亡佚。據《經籍志》，在蕭衍之前已有宋戴顒的《禮記中庸傳》二卷。而蕭衍書之後，又列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未著撰人。從制旨兩字看來，恐亦是蕭衍所作。把《禮記》裏的《中庸》一篇單獨提出，戴顒、蕭衍這樣作遠在宋儒之前五六百年了。《革牲大義》當是關於祭祀時禁用犧牲的文章。《孔子正言》梁朝曾與五經並列，特設博士、助教和正言生。《通史》下原注“起三皇訖梁”。《本紀》說“又造《通史》，躬制贊序，凡六百卷”。既然說贊序是蕭衍自作，《通史》的本文一定是別人執筆，而這個名稱直到今天還在使用。《本紀》在“又撰《金策》三十卷”之前有這樣一段話：“六藝閒備，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佔決，並悉稱善”。所以《金策》似乎是一部關於醫卜星相之類的書。蕭衍是會治病的，他的兒子蕭繹初生患目疾，就是他自己開藥方因而瞎了一隻眼。《經籍志》還有《歷代賦》十卷，列於總集類，注梁武帝撰，當是由他選編，不是自著。
南北朝時所謂的學術，禮學佔很重要位置。據日本藤川正數氏《魏晉時代喪服禮之研究》的統計，晉朝開始有號稱精於三禮的學者，南北朝時擅長三禮的學者輩出。《梁書·儒林傳》所收二十二人，除專長不明的三人以外，十九人中精於三禮的學者有十二人。《陳書·儒林傳》所收十五人，長於禮學者九人。《北史·儒林傳》三十三人中，長於禮學者十七人。《隋書·經籍志》經部著錄的書共六百二十七種，而禮這部分佔一百三十六種。其中關於《儀禮》全書的很少，而關於《儀禮》中《喪服》這一篇的，卻有四十八種之多。藤川氏認爲，一是由於自來存在不少關於喪服的疑義。漢魏儒家如鄭玄王肅之間這方面的爭論也較多。一是由於喪服和家族道德軌範密切聯繫，起着親族法的作用，故而特受重視。梁武帝即位後就命令製作五禮。據《隋書·禮儀志》記載，梁朝大臣歷次討論各種禮制問題，大都由武帝親自裁決，涉及很多方面，而且總舉出他的決定所依據的理由，如南郊應只祭天帝，不祀五帝；郊祀廿八宿之外增加十二辰；明堂祭祀禮儀；東方是“養生之始”，求雨祈晴都改在東郊；雩祭求雨而燔柴；不應用火祈水；恢復四海名山大川之祀；仲春之月迎氣不應殺牲；秋冬袷祭應包括功臣；郊廟祭祀典禮時，六門之內的百姓喪家，只在去廟二百步的近距離內斷哭；祼禮儀式及時間；祭祀樽彝制度；母墓被髮後改葬時喪服；閏月中死亡情況下祥祭日期；服大功小功喪期間婚冠嫁禮的處理；皇帝出征時告祖先上帝禮儀等等。在當時，能就這些方面講出道理，作出論斷，就被認爲是禮學方面有修養。所以《隋書·音樂志上》說，“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
現在再舉一個具體例子。《梁書》四八《司馬筠傳》載，天監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喪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據卷二二《安成王秀傳》，“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太祖〕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並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蕭秀蕭憺對於所謂“慈母”的陳氏是否應當服喪，服多久的喪，成爲朝廷上討論的問題，各種意見紛紜不決。由於過去儒家著作從《禮記》本文到後漢鄭玄的注中，“慈母”一語的含義不明確，所以司馬筠引證鄭玄的說法，以爲皇子不應爲“慈母”服喪。梁武帝不同意這種理解。他分析禮經中有三種不同的“慈母”：“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服喪〕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者既無其服，則此慈〔疑脫母字〕亦無服矣。”經過區分三種同名異實的“慈母”，蕭衍認爲，《禮記·曾子問》以及鄭玄注中所謂不服喪的“慈母”，屬於第三類型，而陳太妃對於蕭秀蕭憺屬於第二類型，所以蕭秀兄弟應當爲陳太妃服小功服五月。“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蕭衍對“慈母”一詞先區分類型，明確定義，再從《儀禮·喪服》尋找應否服喪和服喪期限。這種論證方法，在當時禮學討論中，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表現了蕭衍禮學特別是喪服禮研究的水平。
蕭衍也有文學方面的修養。當然不是像沈約在《蕭衍文集序》中吹捧的那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他寫過一些七言體的樂府詩，對於七言詩的進一步發展，起了推動作用。【62】《藝文類聚》五八雜文部收有梁武帝《硯銘》一篇，共八個字，排列成圓形，無論從哪個方向或哪個字讀起，四字一句，都能大體有意義可通，而且押韻（見下頁圖）。這實際是一種文字遊戲，當時文人如丘遲以及蕭綱都有類似作品。在這些方面，蕭衍的興趣愛好，和齊梁文人是共同的。
梁武帝喜歡書法，可能和他自幼信奉天師道有關。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所收有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以及與陶弘景論書法的信札，討論寫字方法。他與陶弘景互相饋贈法帖，喜愛王羲之書，因而命令周興嗣集爲千字文。從這些書札可以看出，他喜愛此道，而且頗具欣賞和辨別的能力。蕭衍曾在信中自稱，“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這話可能意味着他未嘗專門練習書法。蕭衍本人的真跡，今天無從得見。歐陽修《六一題跋》十雜法帖條雲：“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63】這話可能是指南朝守成諸帝，他們習於晏安萎靡的生活，表現在書法也就不能豪邁奔放。至於開國的皇帝，“清婉”字樣不一定用得上。如劉裕出身武將，《宋書》四二《劉穆之傳》說，“〔劉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從此例推想，梁武帝的書法可能也不包括在歐陽修所評價的南朝諸帝之中。
（五）
蕭衍在《淨業賦序》中說：“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爲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他用以比較的標準和具體內容姑且不論，但作爲封建皇帝，這樣有分析的自我評價，應該說還是比較客觀的。但另一方面，《隋書·五行志下》說，“時帝自以爲聰明博達，惡人勝己”。這話和《沈約傳》中的故事可相印證：“先此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慄徑半寸。帝奇之，問曰：‘慄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64】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看來蕭衍在學識文才方面是自視甚高的。但還不止於此。《魏書》九八《蕭衍傳》說，“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引國家（指北魏）強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風旨，莫敢正言”。梁朝終於崩潰，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最後，關於梁武帝的相貌，還可考知一二。米芾《畫史》六朝畫章記梁張僧繇畫梁武帝雲，“武帝作居士服，反脣露齒。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劍”。唐畫章又記其詠所得梁武帝像詩，中有句雲：“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紗帽首無冠蕤。武士後列肅大劍，宮女旁侍顰修眉。神清眸子知寡慾，齒露脣反法定飢，”兩處對蕭衍相貌的描述是一致的。張僧繇是武帝同時的著名畫師，武帝思念在外諸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也。”張僧繇所畫武帝像，一定很傳神，可知他撅起嘴脣，露着牙齒，其貌不揚。唐代閻立本畫古帝王圖有陳隋諸帝，可惜沒有蕭衍。而現在所見蕭衍畫像，如朱偰《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所收舊傳蕭衍畫像，和日本《書道全集》五所收慶長活字本《君臣圖像》中本於中國舊來畫像的蕭衍像，都絲毫不見反脣露齒痕跡。大概後代畫家在圖畫中美化了梁武帝，正如同封建史家在記載上美化了他一樣。
1981年3月5日完稿
（《中華學術論文集》1981年）
【24】《梁書》三五《蕭子恪傳》，下同。
【25】語見《南史》六二《顧協傳》。蕭衍雖被高歡、侯景目爲“吳翁”、“吳兒老公”，他自己則仍以北來僑姓門閥自命，北方高涼之語可以適用。
【26】《梁書》一《本紀》。
【27】《梁書》二《本紀》。
【28】《梁書》十本傳。
【29】參看宮崎市定氏《九品官人法研究》第四章。
【30】《梁書》三三《王筠傳》。
【31】《梁書》二一《王峻傳》：“琅玡臨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於宋世。”王峻的兒子娶梁武帝之弟始興王憺女繁昌縣主，而王峻對蕭憺說，“臣太祖是謝仁詛〔謝尚〕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可見王謝自視甚高而不把蕭梁皇室放在眼裏。
【32】見《梁書》一六、二一本傳。
【33】《梁書》三七。
【34】《顏氏家訓·勉學·涉務》。
【35】《梁書》、《南史》《周舍傳》皆作“儀體”，當是南北朝習語。《宋書》四二《王弘傳》，“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陳書》十六《劉師知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通鑑》一七○胡注：儀體謂朝儀國體。宋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引《本起錄》，“先生於吉凶內外儀體表筆爰及箋疏啓牒，莫不絕衆”。儀體大約指禮儀作法，即《隋唐·經籍志·儀注篇》所列《徐爰家儀》、《趙李家儀》之類的內容。《雲笈七籤》一○七有陶翊《華陽陶隱居先生本起集》，當即賈嵩所引者，但作“吉凶內外儀禮表章”，體誤爲禮，表章的章字疑亦誤。
【36】《隋書·百官志上》載，梁郡縣“有迎新逆〔送？〕故等員”。“郡縣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餉饋皆百姓出，並以定令”。“陳依梁制，……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經爲挽郎得仕。其諸郡唯正王任丹陽尹，經迎得出身，庶姓尹則不得”。似乎擔任州的迎主簿與擔任皇帝大喪時的挽郎一樣，是一種榮譽，可以由此出身進入仕途。郡的迎主簿則只有正王任丹陽尹時，迎主簿可以享受榮譽。揚州、南徐州的迎主簿特別保留給高門子弟擔任。
【37】日本中村圭爾氏有《劉岱墓誌銘考》一文（載《東洋學報》第61卷第3、4期），根據墓誌所記婚姻關係，論證南朝門閥士族中不同集團不相通婚。東莞劉氏、東海徐氏、東莞臧氏、下邳趙氏、高平檀氏、河東裴氏、樂安任氏等屬於相互通婚的集團，而琅玡王氏、濟陽江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河南褚氏、廬江何氏、蘭陵蕭氏等則與前面諸族不相通婚，只有他們彼此之間才相互通婚。希讀者參看。中村氏稱之爲通婚集團，但作爲士族中之不同階層更妥當。因爲不同階層之間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絕對不通婚。否則徐勉就不會向王家江家求親，而被目爲寒門的范陽張氏確與蘭陵蕭氏通了婚。
【38】《梁書》三七本傳。
【39】《南史》七五本傳。朱異吳郡錢塘人，非東吳高門朱張顧陸之朱。顧歡的籍貫，《南齊書》五四本傳作吳郡鹽官人，《南史》本傳作吳興鹽官人。陳馬樞《道學傳》作吳郡吳人。據《南齊書·州郡志》，鹽官屬吳郡。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謂顧榮弟徽爲侍中，久居鹽官。而《南齊書·顧歡傳》言歡“祖赳，晉隆安末避亂徙居”。所以鹽官縣雖有東吳的吳郡顧氏一支，但顧歡不屬於它。
【40】《南史》六二本傳。
【41】《南史》八十《侯景傳》。
【42】《梁書》三四本傳。
【43】《梁書》三三、《南史》三一本傳。
【44】《南齊書》三三《張緒傳》。
【45】《梁書》三六本傳。
【46】《梁書》二四本傳。
【47】《梁書·本紀》及卷四八《儒林傳》。
【48】中村圭爾氏有《士庶區別小論》一文，舉證甚詳，載《史學雜誌》第88卷第2期，希讀者參看。
【49】《魏書》四一《源子恭傳》。
【50】這一節中引文皆出於《通鑑》。
【51】《通鑑》一四三注。
【52】《南史》七○《郭祖深傳》所上封事語。
【53】《梁書》三八《賀琛傳》。《通鑑》一五九系賀琛上奏事於大同十一年。
【54】諸書都作丁亥。《通鑑》一六○胡注認爲當是丁丑。今以陳垣先生《中西回史日曆》覈對，胡氏說是。
【55】晉王珉有子名練，見《晉書》六五。《太平廣記》一一○王珉妻條引《辨正論》，三二三王胡條（未注出處），三八七王練條引《冥祥記》，都敘述神異傳說，說王練前世是胡僧，故其父給他取名阿練。《周書》四七有強練、李練。《隋書》二三《五行志》載大豕稱沙門爲阿練。大約神奇怪誕或被認爲有法術的人，都可稱爲練。王利器先生《顏氏家訓集解》以爲蕭衍小字練兒即《大寶積經》的阿練兒，乃取名於佛教經典。但阿練兒與阿練若、阿蘭若等都是同一梵字的音譯，意爲寂靜之地，轉指佛教寺院。蕭衍的小字練兒或阿練；顯然來自他家世信奉的道教，似與佛教名詞無關。
【56】見劉敬叔《異苑》，鍾嶸《詩品》亦記此事。
【57】陳國符氏輯本，見《道藏源流考》附錄。下引《道學傳》同。
【58】荷蘭的佛教史學家徐理和教授有《佛教對早期道教的影響——對經文資料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一百二十種道經裏的佛教影響。惜尚未得見。
【59】《道學傳》孟景翼傳。
【60】語見《道學傳》東鄉宗超傳。宋志磐《佛祖統紀》三七載天監十六年敕廢天下道觀，道士皆還俗，不知何據。疑不足信。
【61】《藝文類聚》十四沈約《武帝集序》說宋武帝劉裕“好清談於暮年”，詳細情況不得而知。
【62】參看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第五章。
【63】宋人以“意思深遠”稱讚日本扇上所畫風景，可能指意境高超。此處“意思不遠”自是貶義。
【64】護前猶言護短、驕傲，如《三國志·蜀志》六《關羽傳》，“亮知羽護前”。又《吳志》十一《朱桓傳》，“桓性護前，恥爲人下”。《宋書》四二《劉穆之傳》稱劉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己上”。也稱爲妒前，《三國志·魏志》二三《傅嘏傳》注引《傅子》，“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護前”指保護自己居前，“妒前”指嫉妒別人居前，意思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