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之後,我會記得這個落雨的黃昏

得知先生千古的消息時,我正驅車在江蘇探親。向晚的天空,忽來一陣驟雨。來不及,也不想打開雨刮器。我把車停在路邊,任由雨點打落前窗,打到心裏。

我與先生相識於世紀之交。2001年,我去江蘇翔宇教育集團任職,她打來電話,囑咐我“立足課堂,紮根田野”,並且要“堅持看書,堅持動筆”。到翔宇後,我謹遵教誨,既做管理又教語文,每月以“杏壇小札”的形式,把所寫教學論文、教育手記、課堂實錄、讀書筆記等編輯成冊,凡四五萬字,名曰《尋找失落的人文》,寄送先生及朱永新、成尚榮、高萬祥等導師、前輩以求指正。她每個月收到閱畢都親來電話,不乏指點,更多鼓勵。有一回,她甚至派了她的高足,一位在讀博士來校“跟崗”,說要和我完成一本《關於基礎教育諸問題的思考》的教育對話。

不久後,先生自南師大調任中央教科所所長。而我受導師朱永新教授青眼,開始協助他組織編寫“新教育文庫”,其中有《中國學生基礎閱讀書目》這樣一個龐大的工程。有一次,在蘇州會議中心,我去陪先生用早餐。坐定後,她先是笑說:“永新真會剝削人,這不,我這才弄完一個會,後天還得在這裏參加他的書目研討。”然後,她認真地和我打招呼:“我和你的那個對話,恐怕最近是搞不成了,我開完這兩個會,回去得做個手術。”後來我們才知道,先生在來蘇州開會前就查出乳腺癌。照理,手術治療是十萬火急的事,但她爲了工作,爲了友情,愣是拖了整一週。

後來,我自翔宇回到蘇州,任職於蘇州教科院,一方面擔任語文教研員,一方面開展生命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有一天,先生打來電話,說:“有個地方讓我去講生命教育,我缺少研究,不能講,所以推薦了你。”又有一天,先生打來電話:“這次人家非讓我講,我列了個提綱,想和你先探討一下。”那一次通話,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先生從生活談到生命,從陶行知談到蘇霍姆林斯基,條分縷析,令我歎服,讓我獲益匪淺。後來,她在任會長的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成立生命教育專委會,並親兼理事長。我有幸成爲首屆理事會常務理事,目睹她把中國大陸生命教育的研究推向縱深,並收穫了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一大批中國研究生命教育的“生死之交”。

2016年,我與朱永新、馮建軍兩位教授共同主編的一套22本、貫穿小學至高中的生命教育實驗用書《新生命教育》正式出版。出版社在北京舉辦首發儀式,先生抱恙而來。其時的她,因爲癌細胞轉移,幾年前又做了肺部手術,狀況一直不是很好。朱老師安排她先講,本意是她講完可以先回去休息。沒料到,先生講完並沒有起身,而是認真聽完石中英、孫雲曉、周國平、王開嶺等人的發言,甚至和我們一起吃了便飯才離開。那次座談會上,她指出,在內地生命教育起步較晚,理念普及不足及實施建設尚不平衡的背景下,《新生命教育》的出版實質上標誌了內地生命教育發展的新階段,它起到了帶動生命教育、帶動教材變革以及帶動教師的三個作用。這對我們是莫大鼓舞。

2017年,得知先生回到老家南通進行靶向治療,我專程前往江蘇看她。捧着花進病房時,居然看見先生正伏案寫作。一問才知,年會召開在即,本來她答應出席,但因爲治療去不成,就改書面致辭。“致辭就致辭,非寫得像論文一樣。你是來治病的,還是來工作的?”師公在邊上多有抱怨。先生笑了,說:“我不工作,早就去見馬克思了!”然後她向我解釋,在這個醫院,和她同期做肺癌手術的,一個個都走了。“我之所以還能活着,就是因爲手頭有太多事沒有完成,我得做完。這就是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呀!”那一天,先生精神很好,放下手頭工作和我聊了許久。聊起了她的成長史、求學史、戀愛史。聊到她父親原是“渡江偵察記”中的南京地下黨,先是南京新政府首任宣傳部長,後在蘇州任副市長,有一回她到蘇州找父親,居然是在被批鬥的遊街車上找到;又聊到師公的家世,以及師公當年在老山前線是如何領兵作戰的……我當即慫恿:改天我拿個錄音筆來,你倆講三天,咱出本書。先生笑了:這東西有人看?我說:“必須有!就得讓現在的年輕人知曉些過去的人和事。”

2018年,李鎮西老師組隊,我們一行10來人前往俄羅斯參加蘇霍姆林斯基誕生1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我寫了《今天我們爲什麼要學習蘇霍姆林斯基?——寫在紀念蘇霍姆林斯基誕辰100週年之際》一文,發在自己簡書上。先生的得意弟子李亞娟博士是同行去參會並發表精彩演講的。亞娟讀後,轉給了先生看,先生不吝溢美之詞,在微信上又大大鼓勵了我一番。我私下問先生,身體可好些,先生回覆說:還行,還能做些事。轉而她問我:我知道你生命教育做得不錯,學科教育中的情感教育還在研究嗎?我無言以對。

2011年,先生在江蘇南通組織舉辦情感教育國際論壇。會前,她來電話邀我參加:“我看了你不少語文教學的文章,都和情感教育有關,特別是《感悟親情》這個系列。你讀讀我的《情感教育論綱》去,我希望你研究一下學科教育尤其是語文教育如何開展情感教育。”我依命而行,認真梳理出一篇論文遞交給了大會(後發表在《上海教育科研》),並有幸在會議期間的某個晚上,參加了先生博士生團隊的“朱門會”。那晚,看到先生流着眼淚講到自己的身體和事業,我在心裏暗下決心,要把先生託付的任務完成好。可知易行難,人生有許多事情,當下暗許,事後磋跎。

在手機備忘錄上一字一句寫下這些文字,不只是爲了記念,更是爲了感恩。很多年之後,相信我還會記得這個落雨的黃昏。它和別的黃昏不一樣,因爲有悲慟,更有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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