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見到達摩，有點自誇的說道：“大師，我在國內建造了很多的寺廟，印送抄寫了很多佛經，同時在全國範圍內供養了衆多僧尼，請問大師，我所做的功德如何呢？”原本以爲此問一出，定會得到高僧的一番讚揚，可是結果卻出人意料，達摩祖師只回答了4個字：“無有功德。”梁武帝聽後便有些不悅，直言道：“明明功德巍巍，大師爲何說沒有功德呢？”達摩祖師解釋說道：“陛下所做的這些功德，雖然看似巨大，卻都是有漏的，因此所獲得的福報也是有漏的，不是究竟的，這只是人天小果而已，沒有實體的功德，只是一種空相而已。”《金剛經》雲：“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若執着於自己所做的功德，就會產生貪着，生髮出貢高我慢之心，當時的梁武帝不明白大師的用意，再想着自己是堂堂的大國之君，不能失了“體面”，於是繼續追問：“天上地下，何謂至聖？”達摩祖師當然明瞭梁武帝的心境，但卻沒有恭維之意，仍然實話實說：“天上地下，無聖無凡。”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病諸”，病，擔憂。諸，“之於”的合音。“能近取譬”，能夠就自身打比方。即推己及人的意思。“仁之方”，此處“方”的意思就是方法、辦法。“仁之方”就可以理解爲踐行仁的方法。這一句是子貢問仁，“如果能廣泛地施惠於民並且能賑濟大衆，怎麼樣？可以算是仁人嗎？”孔子回答：“豈止是仁者，這簡直是聖人！堯舜都還沒能完全做到這一點呢！”這段話讓我們區別了仁與聖。“何事於仁”，朱註解“何止於仁”。其實，“事”有立於某種位置，即今天所謂定位的含義。這裏說，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止是“仁”，如果一定要講它到底算什麼，那也是“聖”。“聖”是更高的境界，就連堯舜想做到都挺難的。
仁和聖的區別是什麼？孔子說，仁強調的是從自己做起，將心比心，推己及人。主要側重於講個人修養，個人修養好，不一定就能博施於民，不一定能救助天下。博愛，光有愛心還不行，還要有平臺和基礎。“聖”是王者之道，無權無勢，只能要求自己做到“仁”。“仁”是內心的法願、發心，修身齊家，而“聖”則是治國平天下。這裏孔子的回答體現的是儒家要求自己的思想，自己做好自己，至於能不能“博施於民”能不能“濟衆”，那要看機會。
子貢長於言辭，修習仁道也往往止於言語。在提這個問題的時候，有點好高騖遠，只看遠處，不看近處。也可能與子貢的自身的處境和條件有關。這個有點類似於梁武帝與達摩祖師的對話。用佛家的話說，必須要以菩提心出發，菩提心就有大智慧的心，不妄，不著相。不然，你的心念之中，總是有個我啊!那麼，於是你的善行只是有量的，只是福德了。子貢在這裏關注的是“善行”而不是“發心”，所以孔子就要糾正他，要從內心深處去做“仁者”。
具體辦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仁就是你怎麼看待自己身邊的人，怎麼對待自己身邊的事。“能近取譬”，別人譬如我自己一樣，我想要的，也是別人想要的，那我就幫助他得到；我想達到的，也是別人想要達到的，那我就幫助別人達到。所以儒家講的仁，其實就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如果還有，那就是兼善天下，也就到了“聖”的境界。不能說子貢說的錯，只是關注的點不一樣，一開始就關注“聖”的境界，美好的理想還要有務實的行動。否則，紙上談兵，毫無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講，人們除了創造和積累物質財富外，還需要建設自己的精神家園，而精神家園並不完全取決於物質財富的數量和質量。這也是儒家的一個重要觀點，孔子最看重的顏回，就是個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窮小子。自己有切身利益，別人也有切身利益。 仁者會從自己的切身利益出發，去感受別人的切身利益。 在實際行爲中，能將二者結合起來，甚至將別人的利益視爲高於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仁”。如果將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甚至犧牲別人的利益而達到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不仁”。
做到己立立人，關鍵是以己度人、寬以待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對自己多一分嚴格要求，對他人少一些求全責備，這樣才能團結更多的人。做到己達達人，關鍵是推己及人，一己暖則思天下之寒，一己足則思百姓之飢，把別人的冷暖和憂樂掛在心頭，這樣才能心懷天下。孟子說：“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對領導者而言，做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既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所繫，也是用權的價值指向。
當然，做到己立立人，還需要關注心裏、關注腳下，從內心修起，從腳下做起，從小事做起，這樣一點一滴積累出一個“仁者”，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一條“仁道”，也只有站在人生的終點，回望來時的路，才能真正說自己一直在“仁”的狀態。這樣的修爲既是空間上的處處，也是時間上的時時。更多在平時，更多在日常，不能僅僅等着那個“高光”時刻的到來，我搞個大動作，就是仁了。道在平常日用中，仁也在平常日用之中。
平平常常，成就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