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篇第十八」8
【原文】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譯文】
不得用世之賢者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孔子說：“堅持志向，絕不受辱。這是伯夷、叔齊啊！”說柳下惠、少連是“降低志向、忍辱負重，但言行卻都能合義。他們是這樣的人啊！”說虞仲、夷逸是“被迫隱居、不言世事，能持身清白。雖放棄志向，卻出於權宜。”（談到自己時，孔子說）“我則不同於此。沒什麼可以不可以之說，（完全唯義是從）。”
【註釋】
“逸”，同“佚”，散失、遺棄。指不能見用於世。
“民”，此處指賢而無位者。
“伯夷、叔齊”，商朝末年孤竹國國君的兩個兒子。後人以爲其孝悌而有氣節。
“虞仲、夷逸、朱張、少連”，此四人的身世、事蹟皆無從查考。
“降”，下也，降低。“不降”，意即堅持、不動搖。
“志”，此處應指志向、理想。也有解作“意志”者，今不從。
“身”，指人格。
“柳下惠”，早孔子約170年的魯國賢人。爲人正直，極有操守。
“中倫”，即合義。“中”音“衆”，合於、符合；“倫”，義也。
“慮”，謀思也，意指經明辨所得之義。故“中慮”也是指合義。
“而已”，此處應爲表示感嘆，而非淡化語氣，故不應譯作“算了、罷了”。
“放言”，指不言世事。“放”，棄也。一說“放”指放縱、不拘束，今不從。
“清”，清白。
“廢”，放棄。此處應是指廢其志，以與前文的“降其志”相應。
“權”，權宜、變通。
【評析】
“逸民”，不僅包括隱士，還包括那些因懷才不遇而不得用世者，比如柳下惠等。本章所列舉的“逸民”七人，除了伯夷、叔齊、柳下惠三人有跡可查外，“虞仲、夷逸、朱張、少連”四人的身份事蹟均不可考。“朱張”在本章甚至只見其名而未見其評，很可能當時便已對其人知之不詳了。這些“逸民”對於“志”和“身”抱有不同的態度和立場，孔子將其分爲三類。
第一類是堅持志向，絕不受辱。其代表人物是伯夷、叔齊。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國君的兩個兒子。相傳其父遺命要三子叔齊繼位。孤竹君死後，叔齊以悌道之故讓位給長子伯夷，而伯夷則以父命之故不受。二人相持不下，最後相繼出逃。武王伐紂時，二人認爲是“以暴易暴”，曾扣馬諫阻。武王滅商後，他們恥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後餓死於首陽山。故後世均以伯夷叔齊爲孝悌而有氣節之人。
有註解認爲，伯夷叔齊乃是三類“逸民”中的第一等者，但這恐怕並非孔子之意。實際上，伯夷叔齊先是爲全孝悌之節而棄爲國之義，後則不肯“降志辱身”而棄君臣之義，正是上一章中所謂的“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是“不仕無義”。更何況其置父命於不顧乃大不孝，棄國民於不顧乃大不悌，於孝悌之節實有大虧。故於伯夷叔齊而言，其“志”雖堪稱可敬，其“身”則實不足取。
第二類是雖降低志向、忍辱負重，但卻能使言行皆合於義。其代表人物是“柳下惠、少連”。柳下惠慈惠愛民，有“救世之心”，故其“私諡”曰“惠”。但柳下惠身處無道之世，自知大道難行，故退其“救世之心”而求其次，“降其志”而但爲“濟民”之義。故《戰國策》說“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亦不以爲恥；《孟子》也說“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仕於無道之君也不以爲羞，所任官職再小也不嫌低。但是卻“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只要出仕，柳下惠就必以直道而行。遭棄用也不生怨，臨困厄也不自憂。足見其能忍辱負重、濟民行義。
第三類是爲權宜之計而放棄志向，但能持身清白。其代表人物是“虞仲、夷逸”。他們爲情勢所逼，不得不權且放棄理想和志向，被迫隱居，不言世事。因此有些註解將“放言”解釋爲言語自由、無拘無束，似乎並不恰當。比如在極權專制下，就是隻可“隱居”、不言世事，而絕不可以直言無忌的。
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4.6）。故孔子心中但存仁義，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9.4）。孔子爲使大道得行，可以去“見南子”（6.28），雖“子路不悅”，亦不以爲忤。因此孔子不會像伯夷叔齊那樣，以爲仕於周而食周粟，便是有“辱其身”。
柳下惠是知其不可而不爲。他知道天下盡皆無道，故雖遭“三黜”，亦不肯“去父母之邦”，去作更多的努力和嘗試。但孔子卻是“知其不可而爲之”。正因爲知道“天下之無道也久矣”（3.24），所以孔子纔要作“木鐸”去努力喚醒世人，纔要盡力改變世界以易無道而爲有道。
正因爲孔子是“志於道”者，所以無論環境如何嚴酷惡劣，孔子都不會考慮要不要行道，而只會考慮該如何行道。因此，孔子既不會像“柳下惠、少連”那樣“降志”，也不會像“虞仲、夷逸”那樣“棄”其志。爲了“大道之行”這個世間最大的“義”，孔子可以去作一切努力和嘗試。所以與七位“逸民”相比，孔子說“我則異於是”。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4.10）。故孔子所行，只求合乎大義，而不計個人榮辱譭譽、成敗得失。因爲義的表現千變萬化，所以孔子行義也就並無定式，既無所當爲，亦無不當爲。故孔子說自己是“無可無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