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曰篇第二十」2_2
【原文】
（續上）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本章完）
【譯文】
子張問：“何謂四惡？”孔子說：“未施以教化卻濫加刑殺，就是虐政；未預先告知卻責其成功，就是暴政；需緩慢行事卻強令限期，就是苛政；應施惠於人卻吝嗇不捨，就是小氣。”
【註釋】
“虐、暴、賊”，三字近義，均有兇惡、殘暴、狠毒之義。
“戒”，通“誡”，告誡。此處指事先告知完成期限。
“視成”，謂責其成功。
“慢令”，指所令之事需緩慢完成，不能急迫。比如春種秋收、十月生產。通常是解作“發佈政令很慢”，今不從。
“致期”，刻期、剋期，此處指要求的期限苛刻無理。“致”，極也。如《尚書·盤庚》中的“凡爾衆，其惟致告”。
“猶之”，好像。“之”，語助詞，無義。
“與人”，意即施惠於人。
“出納”，泛指發出和收進的管理工作。
“吝”，吝嗇、小氣。
“有司”，經管具體事務的人員。因其嚴於“出納”，故藉以比喻吝嗇小氣。
【評析】
《禮記·學記》雲：“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儒家認爲，教導民衆知仁明義、向善祛惡，乃是爲政者必不可少的責任，是爲政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孔子主張對民衆要既“富之”且“教之”（13.9）。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3）。“道之以德”，即爲“教”；“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即爲“不教而殺”。
教導民衆不僅要“言教”，更需要“身教”，正所謂“身教勝於言教”。是故孔子對季康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12.17），又說：“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2.19）。
有的爲政者暴虐嚴苛，既不教導民衆，又不以身作則，而只以刑殺強迫民衆服從管制；或是並不預先告知做事期限，卻突然責令完成工作，否則便加以刑罰；或是發佈無法在倉促間完成的命令，卻以嚴刑峻法強令民衆限期完成。這些都是暴政、虐政、苛政。
有的爲政者自私吝嗇，只肯罰過，不肯賞功；只肯自利，不肯利民。他們厚斂薄施，貪婪無度，“取之於民”而用之於“己”，盡天下之力而奉一己之私。他們對自己是各種優待特供，對民衆卻百般慳吝盤剝。《論語》雲：“公則悅”（20.1）。以上四者均爲不公之政，故謂之“四惡”。
當然，爲政“美”“惡”之舉，其實難以盡數，絕不僅止“五”“四”之數。所謂“五美”“四惡”，只是孔子則其概要，約略言之。比如，“五美”的反面豈非“五惡”？要不要“屏”？“四惡”的反面豈非“四美”？要不要“尊”？難道只“尊五美”，其餘之“美”便可不“尊”？難道只“屏四惡”，其餘之“惡”便可照做？因此，本章的“五”“四”之數看似確指，但若真懂孔子，便知實爲虛數。故爲政者理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只要是“美”，便要“尊”；只要是“惡”，就要“屏”。如此方是仁道之行，也才終能“止於至善”。是故學習孔子之道，一定要領會精神，切不可教條僵化。
可見，儒家的“從政”門檻真的是很高、很高。只有“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之士，“斯可以從政矣！”爲政者食天下蒼生之供養，若非懷抱“欲仁”而利天下之心，就不要從政，否則必爲貪官污吏。欠一人的債好還，欠天下蒼生的債，怎麼還？爲政者於此可不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