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那天晚上，日本关东军制造假现场的铁路柳条湖段，还有被日军袭击的张学良东北军营地“北大营”，这两个地方为人们所熟知。然而，还有一个地方与“九一八”事变当天是否发生有关，这个地方位于现在的西塔地区，当时的地名叫“柳町”。
西塔地区，除了有“盛京四象”之一的“西塔”，它还以沈阳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而具有浓厚的朝鲜族风情而闻名。
西塔之所以成为朝鲜族聚集区，这个与日本人有关。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取得胜利后，为了进一步侵吞沈阳和东北，在沈阳南满铁路沿线的附属地修建大量设施。日本从其殖民地朝鲜半岛强行征召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力的居住场所一部分被安置在西塔附近。
现在沈阳市府大路的西端，当时属于日本的附属地，这段路的名字叫“日吉町”。日吉町路的南侧是当时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用地，而北侧就是当时满铁附属地界内著名的西塔花柳街（红灯区）——柳町。谁也没有想到，这柳町花柳街的一家饭店竟然与“九一八事变”有关。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于返回东北的途中，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东北的计划。日本开始准备用武力尽快解决“满洲问题”。
1931年6月，日本军方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以上述方案为基础，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开始发动事变的种种周密部署，并将首战地区选在了沈阳。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日军高参板垣征四郎和参谋石原莞尔，原来预定在1931年9月28日行动。
当时，关于侵略东北问题，日本有两派，一派是以关东军为支撑的右翼分子，主张立即以武力解决；另一派是以天皇以及内阁首相为代表，他们认为战争条件尚不成熟，担心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与制裁，因此不赞同立刻挑起事端。
8月末，关东军阴谋发动事变的计划逐渐传到了日本国内，因为天皇的垂询，加上来自内阁、元老及舆论的压力，陆军在9月14日召开了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长官会议，决定了关于抑制关东军实施武力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少将为使者，把陆相的信送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陆军情报课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得知情况后，连续向关东军发出了三份密电，提议提前行动。板垣、石原等人于是决定在建川到达的那天当晚，也就是9月18日发动事变。
9月18日晚7时零5分，日军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正在沈阳火车站接到建川美次郎和板垣，随后，他将晚宴安排到柳町一家“带有艺妓”的菊文酒店，席间，板垣借故离去，只留花谷正作陪。
带着陆相的信，来沈阳阻止事变的建川美次，被花枝招展的艺妓灌得酊酩大醉，这陆相的信自然也就未能交付。当他沉醉于温柔乡的时候，柳条湖的爆炸声已经响起，10时20分左右，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实际上，这陆军省选择建川为信使本身就颇为耐人寻味的，因为建川恰恰是一名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是急于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那个私下发密电给关东军的桥本就是建川的部下。
他们在演戏，当9月19日，建川将陆相的亲笔信送到本庄手中，“九一八事变”已是既成事实。因为接待而“醉酒”，这属于人之常情，建川就不用担负什么政治责任了。如果在已经得知陆相命令，还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涉嫌反抗天皇的统帅权，按照日本军法，主谋都应该处死。花谷正与建川玩的这一手，把这些阴谋家都“洗”干净了。
当然，那个日本天皇裕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1932年1月8日，在对已经侵吞的领土感到满意之后，天皇亲自下发“敕书”表达对关东军的嘉奖。他与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土地的贪婪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分歧，那也只是方式方法的不同。
如今，这些“日吉町”“柳町”带有殖民色彩的地名早已经消失，沈阳人大部分都不记得了，但是，“九一八”事变那段民族屈辱历史，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