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張篇第十九」1
【原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譯文】
子張說：“爲國家社會做事，見道傾民危能極力匡救，見功名利祿能思合道義，臨祭能盡其敬，臨喪能致其哀，如此方可（算作士）啊。”
【註釋】
“子張”，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七歲。爲人勇武，善交友，重德行修養。
“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此處應是泛指爲諸侯之“國”或大夫之“家”做事者，而不應解作“讀書人”。
“危”，有不正和危難雙重含義，指世道不正或生民危難。
“致命”，極力、拼死之意。“致”，盡其極也。如本篇中的“人未有自致者也”。
“其”，這樣、如此。如“不乏其人”。
【評析】
本章子張之言，皆是對孔子思想的表述。比如，“見危致命”出於“見危授命”（14.12），“見得思義”出於“見利思義”（14.12）以及“君子有九思”（16.10），“祭思敬”出於“祭如在”（3.12），“喪思哀”出於“喪，與其易也，甯戚”（3.4）以及“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3.26）。
人之所事，依對象而言無非兩類，一是事於生者，一是事於死者或神靈。事於死者或神靈就是“祭”和“喪”。子曰：“主忠信”。“信”即竭誠，其於祭則表現爲敬，於喪則表現爲哀。故曰：“祭思敬，喪思哀”；“忠”即盡己。故“志於道”者，見道傾民危，必思極力匡救，故曰“見危致命”；既有所事，則不免有得。而“志於道”者，凡事必求合義，不妄取，不苟得，故曰“見得思義”。事生事死皆能如此，方可算是士人。故曰：“其可已矣”。
對於“見危致命”，通常的解讀是“讀書人看見危險便肯豁出生命”，或者“士遇見危險時能獻出自己的生命”之類。應當說，這類解讀既含混不清，也容易引發誤會。比如，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宰我問孔子：如果仁者被告知“井有仁焉”，他會到井裏去嗎？下到井裏顯然是“危險”並要“豁出生命”的，孔子會這麼做嗎？孔子說：“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6.26）。爲何要到井裏呢？君子會去行仁，但不會自陷絕境；君子可被欺騙，卻不會受到迷惑。可見孔子並不主張盲目冒險，作無謂的犧牲。孔子曾明確地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7.11）。因此，“看見危險便肯豁出生命”的說法，並不符合孔子的主張。
也有人說，“見危致命”是指“士人遇見國家危難時，應該致命去挽救”，“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紂王無道，國家危難，結果“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中只有比干是爲之犧牲，而孔子卻說：“殷有三仁焉”（18.1）。可見，犧牲生命並不是判斷仁否的必要條件。
生命只有一次，因而極其寶貴。對於“好仁者”而言，只有“仁”才能超越生命。正因爲人有超越生命的仁道追求，所以人也才異於禽獸。對“志於道”者而言，生命乃行道之器，不可輕言放棄。因此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15.9）。所以孔子並不是反對犧牲，只是認爲犧牲應符合特定的條件。只有在“求生”足以“害仁”，或“殺身”足以“成仁”時，纔可以犧牲自己，放棄生命。正因如此，珍重生命的犧牲，才愈顯其悲壯和偉大，而犧牲之所得也才愈顯珍貴。
諫阻暴虐無道之紂，便是一種類似“井有仁焉”的場景。“微子去之”，並無以“害仁”。故雖“求生”而去，孔子仍稱之爲“仁”；“比干諫而死”，雖無以“成仁”，但其仁心真實不虛，其死實由紂王暴虐。故雖“殺身”而死，孔子亦稱之爲“仁”。
因此，對於“士見危致命”，不應當簡單地譯作“讀書人看見危險便肯豁出生命”，而應將“致命”譯作“極力”爲妥。因爲“極力”本身就包含着在必要時“拼死”的涵義。並且“士”在當時也並非是指“讀書人”，在現代則更不僅限於“讀書人”。古時的“士”，其實應相當於現代的“公民”。因爲公民對國家和社會負有責任和義務，並以各種形式服務於國家和社會，與古時“士”的角色相當。因此，“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完全可以被視作現代公民的行爲準則。也就是說，作爲一個“公民”，就是不能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對於社會上的危難，就是要極力施以援手；對於社會的不公不正，就是要極力匡救，就是要“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
並非所有的犧牲都有價值，因此不能輕言“致命”。犧牲是一種大義，而知大義則需有大智。同樣是戰士，爲正義而戰，就堪稱“見危致命”；作不義之戰，或受人矇蔽而做“炮灰”，就不但不是“見危致命”，反而是爲虎作倀、助紂爲虐。是故子曰：“未智，焉得仁”。君其有大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