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張篇第十九」12
【原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譯文】
子游說：“子夏的學生，做些灑水掃地、言語應對、迎來送往的事情是可以的。但這不過是君子之道的末節，而非君子之道的根本，這怎麼行呢？”子夏聞知子游之言，說：“唉！子游錯了！君子之道，哪些內容我願優先傳授？哪些內容我又不願傳授？（我於君子之道的傳授雖無本末之別，但人的根器卻）像草木一樣，是有分別的。君子之道，（其傳授）哪是可以任意歪曲的？只不過能有始有終（學到本末貫通）者，只有聖人吧？”
【註釋】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故後文中子夏稱其爲“言遊”。孔門十哲文學科弟子，小孔子45歲。曾任武城邑的地方長官“武城宰”。
“子夏”，孔門十哲文學科弟子，小孔子44歲。15歲入孔門，曾隨孔子周遊列國。
“門人小子”，學生。“門人”，弟子；“小子”，古時對學生、晚輩的稱呼。
“當”，擔任、充當。如“當轅”（駕轅）、“當值”（值班）等。
“灑掃”，掃地前先灑水，以免揚塵。
“應對”，言語間的酬答。
“進退”，會客時見面、告退之類的禮儀。
“抑”，但是、然而。表示轉折。
“末、本”，指君子之道的末節和根本。
“君子”，此處指有德者。
“先傳、後倦”，指有選擇地傳授知識，有些優先傳授，有些不願傳授。“先”，尊崇、重視。如《史記·本準書》中的“先本絀末”；“後”，與“先”相對；“倦”，厭倦，指倦於傳授。
“誣”，欺騙、歪曲。
“有始有卒”，即有始有終，意指本末貫通。“卒”，終了。
【評析】
孔子之學，講的是爲人之道。孔學尚仁，而君子是有仁德者，是仁道的踐行者。故爲人之道即“君子之道”。君子之道的根本是內修仁德，外行仁義，講究“爲政以德”和以“禮樂”行義宣仁，用“禮”來規範社會行爲，用“樂”來轉化世道人心。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17.4）。因此子游在爲武城宰期間，便遵循孔子的教導，以禮樂治理地方，得到了孔子的大力肯定。可見子游頗得孔學之正。
孔子去世之後，子游與子夏各自授徒。子游認爲子夏的門人弟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這裏的“灑掃、應對、進退”，是用來比喻爲人處世的技巧，而並非是說子夏的學生只能做這些事。但這種“技巧”，只是爲人之術，而非爲人之道；只是爲學之末，而非爲學之本。故曰“抑末也。本之則無”。也就是說，子游認爲：子夏之學，務於爲人之術，而忽於君子之道。
對於子游的批評，子夏當然不服。子夏認爲，“君子之道”雖有本末，但自己在傳授時卻並無分別、歪曲，並非“末”則先傳，“本”則倦教。人的資質高低像草木一樣有別，因此能全始全終，將君子之道本末貫通、全面掌握的，只有聖人才做得到。
子夏曾爲莒父（音“舉父”）宰，並向孔子請教爲政之道。孔子說：“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13.17），讓子夏不要急功近利。因爲急功近利便難以“務本”而易於“逐末”。孔子還曾告誡子夏：“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6.13），並認爲子夏於“賢”德有所“不及”（11.16）。“君子儒”是以仁道爲本，而“小人儒”則以術用爲務；於“賢”德有所“不及”，即於爲仁之“本”有所“不及”。可見孔子早已察覺子夏有捨本逐末、離經叛道的傾向。而子夏的部分弟子門人，則在離經叛道的路上走得更遠，終於從追求仁道的儒家，轉而成爲捍衛君權的法家，徹底背離了儒家“以道事君”、“從道不從君”的主張。
子夏晚年受魏文侯之邀在魏國西河地區講學，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李悝（音“虧”）、吳起便是其門下弟子，而法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則深受李悝、吳起的影響。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韓非子，甚至視“儒”和“仁義”爲專制統治之“害”。《韓非子·五蠹篇》雲：“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而實際上，“行俠仗義”、“俠肝義膽”的“俠義”精神，恰恰是“仁智勇”的綜合體現，是華夏文化的精髓。因爲“義”涵“仁智”，非俠“勇”而不能行。
儒家爲政，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2.3），故民衆“有恥且格”；而法家則注重“法、術、勢”的運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結果“民免而無恥”。如今道德崩塌、貪腐橫行、環境被難、生態遭劫，毒食品、毒疫苗、假冒僞劣層出不窮，不正是法家專制之下“民免而無恥”最鮮活的寫照嗎？
雖然子夏之學不同於法家之學，子夏本人也不是法家人物，但後世學術界普遍認爲，法家的產生，與子夏大有淵源。因此，子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的自辯，頗有些難以服人。而子游對子夏門人之學“抑末也，本之則無”的批評，看來也並非誣妄之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