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十一月已經進入雨季，今天一早磅礴的大雨就罩住了整個城市。但一過十點，豔陽就會抹去雨水的痕跡，這座城市就又會恢復爲炎熱常態。
從地鐵站到培訓學校所在的大廈不到五十米，但她還是被澆成了落湯雞。走進教室時克魯斯正在發考卷，她尷尬地衝老師點頭，克魯斯看了她的狼狽樣，體諒地笑笑，讓她趕緊找個空位坐下。
她本該記得今天要考試，但昨晚上還是陪安德魯在酒吧呆到很晚。如今面對試卷上密密麻麻的英文，她覺得雨水不光浸透了衣服，也灌滿了腦袋，原本縱橫交錯的腦回路被擰成了溼毛巾。
她已經在這家英語培訓學校讀了半年，其他學員都叫她貝絲。這當然不是她的真名，不過在新加坡呆了兩年之後，她已經習慣了被這麼叫，聽到爸媽起的中文名反倒覺得彆扭。
剛來的時候，有學員把她當成韓國人。她頭一次遇到這種誤會時，瞪大眼睛看着對方，反問：“我長得像韓國人嗎？”。那人趕緊說：“不，不。你像整過容的韓國人…...說實話，我的意思是你挺時尚的。”
貝絲的穿着與在國內時沒什麼不同：印着模特頭像的黑色T恤，淡藍色李維斯牛仔褲，只有鞋子從阿迪達斯換成了彪馬。她留着中長髮，挑染過，不過已經褪色，眉毛很淡，但她從不描眉，眼睛比典型的韓國人大兩號。這些老外很多沒去過中國，對中國人的印象還停留在從前。
她挺喜歡這個培訓學校的，大部分原因是克魯斯很少留作業，而且就算留和學員也是有商有量。完全不像她上學那會兒，那時英語課上答不上問題是要罰站的。她也喜歡這裏的學員，或者喜歡其中的大部分。
“貝絲，把你橡皮給我用一下。”娜莎又在叫她了，她不得不放下筆，找出橡皮遞給她。再拿起筆時，原本想出的答案已經變得恍惚起來。
“你太縱容娜莎了！”安德魯常對她這麼說。“如果她總對我說個不停，讓我聽不清克魯斯在講什麼，我一定會她閉嘴。”
但貝絲只是苦笑，“或許她不過是想證明泰國人比中國人聰明吧。”
那個少部分其實只有娜莎。她和貝絲在一個小組，這導致貝絲常常沒法聽課，因爲娜莎是按照自己的節奏聽課的。如果克魯斯講的她已經知道了，她就會拉着貝絲聊八卦，如果貝絲恰恰不懂，她就會替克魯斯講給她聽，然後大聲地問克魯斯，她說的對嗎。
班裏貝絲和安德魯最要好，她是個二十多歲的女生，瑞士人。她從十五歲起就堅持用這個男性化的名字了，用她的話講，名字不該分男女，如果有人搞錯了她的性別，那是那個人的問題。安德魯喜歡到處旅行，已經去過很多國家。
貝絲也去過很多地方，上大學時還去過瑞士。她喜歡那個安靜的地方，儘管寒冷，但人心溫暖。這讓她第一次遇到安德魯就成了朋友，就像命中註定一樣。不過她現在很少旅行，因爲她有個女兒，還因爲她有太多的放不下。
她身體裏有一部分想成爲安德魯，但她不能，她覺得自己大概永遠會留在新加坡，爲了獲得永久的身份，爲了女兒。而安德魯又要走了，又是另一個國家，德國。
在檢查試卷的時候，貝絲髮現自己答錯了一道題。她記起山姆講過同樣的句型，那個題的答案應該是A。翻找了一會兒後，她纔想起橡皮還在娜莎那裏，而娜莎已經交卷走了。她求助地看向克魯斯。
考完試以後，幾個學員提議去喫飯慶祝，但貝絲沒去，她下午還有口語課。
她的口語課老師是山姆，一個在中國教過課的美國人。下午的口語課上，她和另外一箇中國人一組，山姆留給她們的討論題目是：“如果你有了一百萬。”
下課以後她低頭走出教室，山姆問她怎麼了。她說：“你知道嗎，和我同組的人是個億萬富翁，一百萬對她來說只是零花錢。”
而山姆卻說：“你們中國人不都很有錢嗎？”
這是這裏的人對中國人的另一種印象，但這個標籤也不屬於她。
喫晚飯的時候，她收到安德魯發給她的短信：“貝，我要登機了。還沒離開這裏我就開始想你了，特別想喫你做的布朗尼蛋糕。”
她沒有立刻給安德魯回短信，而是先收拾好碗筷，把女兒趕進屋裏做作業，然後從冰箱裏取出牛奶和黃油。
這次她打算做個不一樣的布朗尼。她先用低筋麪粉了兩個餅乾小人，一個是牛奶般的白色，一個裏面添了些可可粉。她用刮刀給小人們刻出頭髮的紋理，還用藍莓和黑莓做她們的眼睛。剩下的步驟對她來說已經輕車熟路，她把軟黃油、雞蛋、糖和可可粉攪拌，加熱，加入蛋糕粉，放入模具廠靜置十分鐘，最後放入烤箱……等到這個心形的蛋糕出爐的時候，外面的天光已經被燈光取代，雖然光的色彩更加繁複，卻單薄了許多。
她給蛋糕拍了照發給安德魯，然後端着真實的蛋糕走進女兒的房間。
女兒這時已經在看動畫片了，擡頭看見她進來有些不耐煩。
“想嚐嚐媽媽新烤的蛋糕嗎？巧克力的啊！”她從疲憊的臉上擠出笑容，熱盼地望着女兒。
“媽，我晚飯喫的太飽了，明天再說吧。”說完，女兒的目光就又回到ipad的屏幕上了。
她站了一會，然後用空着的手摸了摸女兒的頭髮，轉身輕輕地走出房間。
曾經說她像韓國人的那個學員還告訴過她，她身上的某些東西讓她不像中國人。那東西像是某種火焰，某種對生活純粹的愛，不帶攀比的進取，不帶壓抑的熱情，是種能點燃別人的活力。
她回到房間，躺在牀上，望着天花板，等待天亮，期待着自己能被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