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咱们讲一个人，民国学界怪物—辜鸿铭。在民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两个主题：启蒙和救亡。大家普遍都是希望向外部世界学习，通过引入文化来改造我们这个已经显得没落的文化。这个氛围里面，辜鸿铭几乎是唯一一个例外。他自己是学贯中西，但是只说中国文化的好话，而且是不管精华还是糟粕，一律鼓掌叫好。都民国了，他老人家还穿长袍马褂瓜皮帽，留个辫子，满口“三从四德”、“皇上万岁”等等，腐朽透顶。
他最著名的反动劣迹算是支持裹小脚吧。当初辜鸿铭找媒婆给自己娶媳妇的时候，就提了三个条件：第一，要大家闺秀；第二，要知书达理；第三，要缠小脚。这很残忍的，但是辜鸿铭觉得，小脚很具有东方审美的特质，小脚女人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看上去非常轻盈和贤淑。他自己对于小脚的痴迷甚至达到了变态的程度，据说他每次工作累了或者思维枯竭的时候，都会叫来他老婆把鞋脱了，然后拿着老婆的小脚在手里把玩，这是当“兴奋剂”用啊！
他还支持纳妾，说出了那个著名的强词夺理的比方：男人是茶壶，而女人是茶碗，一套茶具，都是一个壶配四个碗，哪有一个碗配四个壶的？所以男人应该纳妾。
1917年，辜鸿铭被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蔡元培当时为了净化北大的风气，就创办了一个“进德会”，大概“道德进步会”的意思。简单来说，“进德会”的成员分为三档，总共八戒，最低一档戒的是不赌、不嫖、不纳妾，最高一档，戒的是不抽烟、不饮酒、不吃肉。而这位辜鸿铭教授是又抽烟、又喝酒、又嫖娼、又纳妾，简直就是“进德会”的对立面。很多人就担心辜鸿铭这个名教授会不会跳出来跟蔡元培唱反调啊？但是辜鸿铭除了我行我素之外，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
很多人都奇怪，跑去问他，辜鸿铭说：“我不会反对‘进德会’的，因为蔡元培是好人，好人办的事我为什么要反对。但是，我反对另外一个好人加入‘进德会’，那就是我辜鸿铭。”
“好人”这两个字在辜鸿铭这里是极高的评价。因为在他看来，全中国当时就两个“好人”，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蔡元培。他对于好人的界定就是“有原则，讲气节”。
他说蔡元培前清的时候就革命，北洋的时候还革命，到现在还革命，这就是真革命。而他辜鸿铭呢，前清的时候保皇，北洋的时候还保皇，现在还保皇，这才是真保皇。
知道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辜鸿铭最有名的那句话“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意思就是，你们用剪辫子来表示自己和过去一刀两断，接纳了新思想，是不是真的接受了不好说。但我的思想已经是最新的了，我只是装根辫子来扮酷，这只是我的文化偏好而已。
听出来没有，辜鸿铭的“文化反动”是什么？不是立场，而是偏好。
这是有区别的。立场就是，我不仅站在这里，而且我反对一切不站在这里的人。而偏好就不是了，我喜欢这个，但是我也不反对你喜欢那个。
这么一看，辜鸿铭哪里是什么反动呢？这分明是连当时追新潮的那些文化人也理解不了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
再举个例子 ，同样是100年前的1917年，当时很多北大名教授都在搞白话文运动。当时陈独秀有一段话说：“（白话文运动）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就是说白话文运动对错非常明白，你们连讨论反对的权利都没有，我说的全对，你们少废话。
但同样是主张白话文运动的胡适，讲法就不一样了。胡适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即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正好就站到了陈独秀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个对，但是可以讨论嘛。 同是北大教授，在观点上，陈独秀和胡适更接近；但是在观念上，没准辜鸿铭和胡适更接近。
杨照先生的《经典里的中国》，其中就说到孔子，杨照说孔子身上有一个巨大的悖论。 一方面，孔子看见那个时代的乱臣贼子，气不打一处来，天天要“克己复礼”，主张回到过去的社会秩序，是典型的保守派。但是孔子自己呢，却用行动在颠覆那套自己主张的秩序。
孔子被称作“至圣先师”，是不是“至圣”，可能还有争论，但是“先师”两个字那可是名至实归。要知道，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被当时的封建秩序垄断的，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这本身就是礼的一部分。而孔子自己办学的时候，讲究的是“有教无类”，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只要交学费，他就可以教。所以，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老师。
杨照先生说，孔子是一个大矛盾，他所做的事，实质上是违背破坏了周代的封建体制。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回归周代的封建体制，一个连他这种老师的角色都压根没有，也不允许存在的体制。
这就是一个好的保守主义者的尴尬，他们是要复古，但是他们又在另一个层次上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现在是万众创新的时代，但是我打心眼里认可、尊重保守主义的价值。有人加油往前跑，总得有人不断踩踩刹车。往前跑的人，没有天然的正确性；踩刹车的人，仅仅踩刹车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贡献。因为往前跑，不见得有效率，而踩刹车，总是能够确保安全的。
我们再回到辜鸿铭这个人，他死后很多年，张中行先生对他有一个评价：“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权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虽然大多数人都不会听他的，但是在心里我们应该对他充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