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句话得放到整个段落中来理解。
诸葛亮在进行了大段的劝诫，并且对国内事务作出了人员安排之后，开始了对自己跟随刘备至今进行回忆，其目的是为了解释为何要出师北伐。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我当年不过是个苟活于乱世的泥巴腿子，是先帝不嫌弃我，屈身三顾茅庐，问我天下之事，让我甚为感激并追随。后来在生死关头，独当一面，算下来二十一年了。
所以他“躬耕于南阳”是自愿的吗？很明显不是。话说得漂亮而已，刘皇叔给足了他面子，再三延请，让他确定自己在刘备集团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他自然就出山了。
他没有想法，就不会出山，刘备不给他充分权力，他也不会出山。皇叔用三顾茅庐的行动证明了对他的看重，他就出山了。这说明诸葛亮实质上并非一个隐士，他只是卧龙于隆中，躬身待伯乐。
那他为什么开始不出仕呢？按他的家族、姻亲各种关系，谋个一官半职何其容易？为何宁可“躬耕于南阳”？他这么大的名气，那些军阀集团就没有一个对他有兴趣？
很显然并非如此，而是那些人能给他的都不是他要的。
诸葛亮的梦想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想法，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要的是一统天下。虽然到最后也没有完成，但是孔明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他的梦想。他从来就没有出来当个官，混个好待遇、好名声的想法，他要的是有血统、有名声、有野心、有素质、肯放权的领导人，成为他抒发天下之志的跳板，而刘备全都合格。至于最后是谁坐上了天子的位置，孔明倒是没有那种僭越之心。
他受的教育，走到顶，就是为汉室一统六合，成为标榜青史的名臣。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虽然天下没有归汉，但诸葛亮是接近了自己人臣目标的。
这是一种价值观。学有所用，学有大用，为天子用，为天下用，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
那天下有没有不想出仕的人呢？
当然有，只不过整个东汉是在刘秀政教合一的纲领下延续，这个教，是儒教。东汉皇帝本身就是大儒，为天下文人从头至尾灌输的就是儒家之家天下的思想。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原，道教于东汉成型，这两家思想无形中对经学的没落起了作用。思想不统一，天下就乱了。而佛、道两家也是讲究消极避世的根源。
隐士隐逸，也是从东汉末年开始，魏晋南北朝开始风行，这和政治动荡有关，也和思想动荡有关。要不然玄学如何能够兴起？
而诸葛亮是在东汉末年没有被其他思潮干扰的一个正宗儒家知识分子。他的言行都是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他的目标就是一个大儒的最好归宿——匡扶汉室，平定天下。
在那个乱世，隐士思想还没有普遍形成。文人士子大都以“为国所用、为君所用、为人所用”为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
说实话，我们最爱看《三国演义》中那些老一辈的英雄事迹，当老英雄一个个陨落，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彻底崩塌。人心散了，没有谁再谈仁义，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了几百年的乱世。虽然是乱世，可是再无英雄豪杰。小说里到了五丈原诸葛亮的灯一黑，后面也就草草了事，可能连罗贯中都觉得没意思了。
进入魏晋南北朝，不出仕的思想才逐渐成为高级文人的主流。
其后才有陶渊明的放弃仕途，成就隐士之宗。再其后才有陶弘景的“山中宰相”，坚决不出仕。梁武帝问他山中有什么好，死活不去当宰相。陶弘景回了一首著名的诗：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这才是真正的隐士心态，隐士的价值观。陶弘景学道修佛，从一开始就绝没想过当官。陶渊明是当了一会官，觉得实在是黑暗，无法展现自身才学和抱负，愤而归隐，最终爱上了归隐。而诸葛亮比陶渊明幸运，遇到了适合自己的平台，然后通过三顾茅庐确定了自己的地位，立刻就出山了，并且真正施展了自己的本事，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
诸葛亮、陶渊明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他们和陶弘景不一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像陶弘景这种认为自由自在才是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诸葛亮、陶渊明都是认同匡扶天子、为百姓做事才是自己的人生价值。只不过陶渊明的运气比诸葛亮差，所以孔明成为一代名相，而五柳先生以诗文传扬后世。
出仕和归隐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而这种选择是东汉末年经学没落之后思想的分化，政权动乱造就的。
诸葛亮选择了出仕，他的早期蛰伏，是为了等待时机，而绝不是甘心隐居。
但是说到“不求闻达于诸侯”，也没毛病。就算他三分天下，到了后来魏吴政权都只认诸葛亮，不认刘禅，他同样不在乎是否“闻达于诸侯”。他的一生就是为了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至于是否闻达，在他眼中，真的不过是浮名罢了。
他写《出师表》的时候，心中的目标和在隆中“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这么写，只是为了用先帝的特殊礼遇和知遇来浅白解释自己的北伐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