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不可預見——馬丁·布伯相遇哲學視角下的《宿業師山房待/期丁大不至》

    《宿業師山房待/期丁大不遇》                                [唐]孟浩然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                       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                      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                      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

《宿業師山房待/期丁大不遇》的題目有兩個版本,一爲“待”,一爲“期”,“待”是“等待”的意思,“期”的意思是“等候所約的人,泛指等待或盼望”,“期”似乎比“待”有更多的主觀意願和情感,但無論是哪一個,都有一個將要去遇見的對象。

布伯在《我與你》第三卷中提到“惟有以其全部生命走出去與其‘你’相遇者,惟有把世界之一切在者均視若‘你’者方可接近那不可尋覓的他”。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直留戀於世界的人與拋棄世界的人都無法接近“你”,而只有當人以完整的生命步入與“你”的相遇中,把所有一切存在者都看作爲“你”,才能和世界的“你”相遇,因爲上帝(這裏的“上帝”指的是純全他人、純全自我和純全現時)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之中,只有建立起“我—你”關係,此時此刻我們可以說與“我”相對的“你”有了存在的“你之意義”。

孟浩然“期丁大”的結果是“不至”,但這個結果其實並不重要,在至於不至之間,是不可預見的“遇見”,是與在者的相遇,所有真實的生活就是相遇。

所謂“觀山則情滿於山, 觀海則情溢於海”,詩歌前六句融情入景,詩人的形象主體與情感十分明晰,雖然到第七句才點出“之子期宿來”,但是詩中處處有“我”的情感意識存在。景物和情感的激發是一個循環的因果關係。

我們給予事物的名稱, 我們關於事物的觀念與表象都肇始於純粹關係性的事件和境況。在與在者相遇的關係事件和與相遇者共同生活的境況之中, “初民”產生了對於事物的原始印象與情感。在“我-它”關聯之中,在者是被“我”放置一個時空框架之內的,“我”對在者的態度,取決於“我”現在的需要。

夕陽西下,萬壑蒙煙,涼生松月,清聽風泉——孟浩然等待友人未至的過程中,現實世界實現了從薄暮到近夜的時間變化。

“夕陽度西嶺”的“度”字將時間流逝拉得極爲緩慢,徐徐落入西邊山嶺,彷彿悠閒踱步,而“羣壑倏已暝”是發生在轉瞬之間,“倏”一字極寫迅疾之意,忽入昏暝之境。客觀事物是不以主觀情感爲轉移的,但“以我觀物”,則“物皆著我之色彩”。

“松月生夜涼”,這裏用的是“涼”而不是“冷”,細微之處值得玩味。“冷”是突然的一陣感受,而“涼”是一種緩慢浸入皮膚的感覺,其實暗含了時間的變化。此外,“冷”字未免過於冷寂肅殺,而“涼”字則稍顯溫和,隱有清幽之意,詩人雖然是孤獨的,但是心境應當是閒適的,這從下文也可看出,而且“松月夜涼”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幽美的景色,這便是與丁大的遇見之先陡生了預見之外的遇見,萬物都在關係之中,都在遇見之中。

作者在“松月”和“夜涼”之間用的動詞是“生”,這和“涼”的道理是一樣的,就像“海上明月共潮生”,是一個慢慢推進的過程。

詩人見松月而覺夜涼,聽風泉而感山幽,細膩地傳達出內心的情感體驗,無須詢問聚散的因果,“你”、“我”只在這一刻的關係之中。唐代詩人皮日休曾在《郢州孟亭記》中寫道:“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幹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從另一種層面上來說,這未免不是一種對生命自我尺度的尊重,無須預見,只需遇見

第五句“樵人歸欲盡”到第六句“煙鳥棲初定”,詩句深層折射的是從物質層面的外在征服過渡到與自然的融一和內在的情感。“我—它”關係的產生源自於自我與其周圍世界的分離。正是在自我與世界的分離中, 自我意識才得以產生, 周圍世界則成爲其感覺與認識的對象, 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也由此而生。

“僅當原初詞‘我—影響—你’與‘你—作用—我’分崩離析之時, 僅當‘影響’、‘作用’皆淪爲對象之時, ‘我’才脫離元始體驗, 步出無限本源的原初詞, 成爲一獨立實體。”

在“我—它”關係之中,外物相對於主體只不過是被動存在的客體,樵人砍柴謀生體現的就是一種主體對外物的利用,在這樣一種對象性世界之中, 自我被因果法則制約, 所以不可能獲得自由而本真的存在。樵人只有當不需要砍柴謀生的時候,站在一個尊重生命的立場上,平等地和樹木對話,這個時候的“樵人”(這個時候的“樵人”已經不能叫“樵人”了)才得以真正呈現獨立實在的自我意識

山中的砍柴人歸家而去,煙靄中的鳥兒剛剛歸巢安息——這裏已經是一個自然的維度和生命的維度,進入到了“我—你”關係之中。世界與“我”的存在相互交融、渾然一體, 他人也不再是“我”的客體, 而是與“我”同等的精神性主體。在這一境遇中, 他人真正地成爲了他人, 對“我”而言, 他成爲了與“我”對話的人格之“你”, 進入相遇與對話之中。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提出了人生的境界學說。他認爲,人生有四種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不需要覺解,是一種無知無識的狀態,功利境界是是對於自我和所作的事情功利性的意義和價值,比如孟浩然這首詩中的樵夫砍柴,動機是利己的,第三層境界是道德境界,也就是儒家經常強調的一種社會責任感,個人的覺解是符合道德的,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是經歷萬事萬物之後的物我兩忘,有超道德的價值,所以馮先生說“中國的聖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中國的哲學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

這與馬丁·布伯在《我與你》中呈現對“我-它”到“我-它-你”的論述是相似的,布伯也將關係世界劃分爲了與自然相關聯、與人相關聯、與精神實體相關聯的三種境界。

中國聖人所見之景、所做之事不過也只是常景、常事,只是有殊妙之覺悟,有自我的意識和超道德的價值觀念,也就是“我”,所以當“我”和“它”相遇時,“它”成爲與“我”對話的關係主體“你”,進入到“我-你”之中。中國哲學和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永遠在追求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體現的正是這樣一種生命的維度。在“我”與“你”的關係裏,所有的一切都匯融於關係之中。

末二句“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其實有一種非常美的生命感動,“侯”是一種尋求遇與不遇的狀態,本身就是一種“美”的體驗。

“孤琴候蘿徑”的形象不禁讓人聯想到屈原《九歌·山鬼》中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蘿”字本身指向的就是自然,其次,香草美人自屈子始已經成爲中國古典文學中經典的君子形象,代表高尚的人格,於是“蘿”便實現了自然境界向道德境界的跨越,最終可以指向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

孟浩然用了“孤琴”二字指代自己,可謂是風神散朗,風雅至極。“孤”這個字表現的其實是所有人類共同的生命狀態,每個人在世上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之子期宿來”就是一種相遇和對話。這裏可以回到詩題之中的“待”,他者是一個有限有待之物,與“我”相互分離,但當他者以“你”的面貌呈現在“我”面前時,“你”便是一個絕對的存在,稱述爲“你”。“我-你”的關係不是永恆的,人總是不斷往返與“我-你”世界和“我-它”世界,這是人類的悲哀也是人類的偉大。

這裏或許還可以做另一個延伸的思考。“蘿徑”——“徑”是什麼?我們可以聯繫作者孟浩然的人生經歷,是路?人生的方向?如何實現夢想?這種充滿不定性的未來和布伯筆下由於世界雙重性不斷遊走的人類是多麼相似啊。我們走在人生的路上,正是要去和不可預見的生命存在相遇。孟浩然曾經寫過“不才明主棄”的句子,雖然有所不同,孟浩然對君主的“待”也是一種去遇見。

每一個別之“你”皆是對“永恆之你”的洞見;每一個別之“你”皆向“永恆之你”稱述原初詞“我—你”。生命中充滿了不可預見,只可遇見。且期,且待,且“孤琴候蘿徑”,“不至”之餘,亦有所遇,待有所遇,亦有佳意。生命就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


——首發微信公衆號“一期一祈兮”,部分參考資料可詳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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