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罕第九》14：大成若缺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說：“我從魯國返回到魯國後，開始把樂釐正了，《雅》《頌》各自回覆到它們原本的樣子。”
孔子所處的春秋，周的禮樂風行在魯。原本作爲禮樂典籍制度發源的周伴隨武力、經濟的式微，連禮樂制度也散落在各個諸侯那裏了。儘管魯國已經算是“名門正派”了，但還是會有偏差，會有道聽途書的成分。孔子從魯定公十三年起離開魯國周遊列國，至魯哀公十一年，自衛返魯，十四年間周遊列國，這十幾年的漂泊生活，讓他得以對各個諸侯國尚存的禮樂制度進行相互印證，取長補短。
孔子晚年結束周遊生活，從衛國返回魯國，這時的孔子早已過了知天命之年，一個六十八歲的老者，知道自己去日無多。尋找賢德的君主來實現仁政的理想顯然在此生已經沒有可能，他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天之木鐸”的使命，決定潛下心來以教化天下爲使命。
孔子生在魯國，既是孔子和魯國之幸，也是中華民族之幸。魯國作爲周公後人的封國，承襲了周朝禮樂制度的精髓。相對於其它諸侯國而言，這種承襲要完整系統的多。正因爲如此，孔子自衛返魯專心正樂纔是可能、可成的，也是有需求、有價值的。
周的樂制是有價值的，這種價值被魯國集中傳承和吸納。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正樂”這件事就像是在修復文物、典籍，對當時的魯國而言是有價值的，對孔子教化天下的使命來說是有價值的，對中華文明的傳承來說也是有意義和價值的。
一滴水不至於乾涸掉的最好辦法就是把自己注入到汪洋大海之中。孔子很睿智的選擇了將自己人生意義的小水滴注入到弘揚和傳承中華文明這個汪洋大海之中。
關於樂正，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正其樂章，一說是正其樂音。
《詩》分《風》《雅》《頌》三大部分，《雅》《頌》兩部分多是反映上層社會的詩篇，有固定的樂章、樂譜和音律，是“雅樂”的重要內容。幾百年下來，周禮、周樂逐漸失傳崩壞，“樂崩”的具體表現，就是樂章、樂譜錯亂或遺失，以及音律錯亂，還有就是會演唱的樂師四散，魯國的許多樂師或者適齊，或者乾脆被作爲外交“禮品”送給當時的晉國。孔子“正樂”便是糾正上述錯亂，使《雅》《頌》各詩篇迴歸原來的樂章，恢復原來的樂譜，排除錯訛的音律，從而達到“樂正”。
孔子反魯正樂，顯然是調動了魯國的各種與周樂有關的資源的。《論語·泰伯第八》中，孔子講：“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描述的便是樂師摯參與正樂後，所主導演奏的《雅》《頌》各得其所的美好與和諧。
今天我們讀到的《春秋》，每有諸侯國與諸侯國的互訪，大夫與大夫的宴飲，幾乎都有《詩經》的章句出現。《春秋》爲孔子所編著，嚴格來說，這些出現在歷史敘事中的《詩經》章句，都是以“樂”的形式出現的。當時的音樂不僅僅是娛樂功能，更重要的是還肩負着教化和展現秩序的使命。樂章也好，樂音也好，本身都體現着周朝禮樂制度對於人的期許。所謂各得其所，首先是各安天命，各就各位。
最後一個問題，孔子難道是到六十八歲纔開始對周樂有興趣和見地的嗎，爲什麼他做司寇最有權勢時不去正樂，周遊列國有大把時間時不去正樂？
一個人在冬天裏穿着單薄的衣服跑出家門能夠感覺到冷，在三伏天裏穿上棉襖出門會感覺到熱。冷也好，熱也好，好也罷，歹也罷，作爲個體的感覺而言，相對於天下人來說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在魯國做司寇時的孔子和周遊列國時的孔子，聽到周樂不能說沒有感覺，但那些感覺只是一種個人感覺和感受，對天下人來講是沒有多少意義和價值的。
只有當孔子以教化天下爲使命，光大以周朝禮樂制度爲代表的中華文明之時，“樂正”這件事纔開始與魯國人，與天下人，與千秋萬代的中國人產生關聯。這個時候，孔子所做的工作纔不是個人的偏好和感受，而是從文明傳承角度的一種還原和光大。
也只有這個時候，大成若缺的那種天然的“集”的特性纔會顯現出來。魯國集中了周樂的系統資源，孔子集中了周遊列國帶來的印證經驗，魯國的統治者更願意接受這個以“樂正”爲使命讓魯國名聞天下的孔子。這一切集合在一起，很難說是孔子成就了周樂，還是周樂成就了孔子。
或許，這纔是大成若缺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