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有两个情节，看似可笑，却有深意，作者借此鞭笞八股取士对知识分子的禁锢。
这两个事是：范进不知苏轼是谁，马二先生不知李清照是谁。
先说范进的事。
范进发达后，被朝廷派为学道，去山东主持教育考试工作。出发前，老师周进让他照顾山东汶上一个叫荀玫的学生。
之后，在汶上，范进在考生中遍寻荀玫不见，很是郁闷。
这时，他身边的幕客蘧景玉讲了个故事，说数年前有个四川学差，听何景明先生说了句“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便记在心里。不想，这学差后来在四川三年也没查访到苏轼，便回何景明说这苏轼没来考试。
本来，蘧景玉是把这事当笑话说的，不想范进却当了真——
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再说马二先生的事。
马二先生到杭州后，有天去爬城隍山，遇到几个人在那里请仙——
站了一会，望见那人磕头起来。旁边人道：“请了一个才女来了。”马二先生听了暗笑。
又一会，一个问道：“可是李清照？”又一个问道：“可是苏若兰？”又一个拍手道：“原来是朱淑贞！”
马二先生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
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都是中国古代大名鼎鼎的才女，谁想编书无数的马二先生居然不知她们的存在。
吴敬梓写范进不知苏轼、马二不知李清照，是借此表现八股取士对读书人学识、眼界、思想的禁锢——为了应考，他们只读考试用书，只做八股文章，对包括苏东坡、李清照的诗词文章在内的所谓杂学毫无接触。
甚至，他们也禁止别人搞“杂学”。
譬如，周进为广东学道时，就把诗词歌赋都会的魏好古一通批评，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
类似上面所说范进、马二的“无知”故事，同样以读书人、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杨绛《洗澡》、钱锺书《围城》中也有。
《洗澡》中，文学研究社有个施妮娜，跟着前夫到苏联待过两年，回来便成了苏联文学专家。有次，她到研究社图书室去借书，指明要借“《红与黑》，巴尔扎克著”。
管图书的姚宓回说：“《红与黑》有，不过作者不是巴尔扎克，行不行？”
这施妮娜仍听不懂，说：“就是要巴尔扎克！”
还有一次，社里讨论大家的研究方向，朱千里说他是研究诗歌戏剧的，施妮娜马上卖弄学问说：“朱先生可以研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呀！”
搞不清《红与黑》的作者，把《人间喜剧》当戏剧，杨绛用这样的细节讥讽施妮娜这位“外国文学专家”不学无术。
《围城》中，我不记得有这样直接让知识分子搞错文学常识的讽刺情节，但表现读书人不学无术的细节是有的。
譬如苏文纨，在里昂留学研究法国文学，博士论文做的却是《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当然，她应该是用法语做的论文，或者研究了法国学者关于中国白话诗人的著述。另外，她写了首得意的诗歌，不想被方鸿渐看出涉嫌抄袭德国民歌。
当然，方鸿渐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留学期间“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而且还花钱买了个不存在的大学的博士学位。
还有，留美博士、在外交署当过处长、在新闻社当过政治编辑、在三闾大学任政治系主任的赵辛楣不知曹禺有什么作品——不过，这个好像也算正常，因为那时曹禺是当世作家，正红火，非文学爱好者不了解他似乎也无可厚非。
哲学家褚慎明很厉害，连罗素都请他帮解答许多问题，譬如“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
三闾大学的讲师范小姐则分不清“作者”在英文里是author还是writer。
总之，与《儒林外史》《洗澡》一样，《围城》也把一帮知识分子的无知无赖讽刺到体无完肤。
中国专写知识分子群体的小说并不多，这三部作品堪称最优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