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創傷指的是一羣人共同經歷的創傷性事件。它可能只涉及一小羣人，如一個家庭，也可能涉及整個人類社會。
影響羣體的創傷性事件可能包括飛機失事、自然災害、大規模槍擊、饑荒、戰爭或流行病。衆所周知的集體創傷包括南京大屠殺、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襲擊，以及我們目前正經歷着的、疫情造成的持續性集體創傷等。
創傷如何影響心理健康
有些創傷是個人經歷，如一場死裏逃生的意外可能只有當事人受到影響。創傷經歷可造成生理、心理、關係、信仰，乃至社會層面上的各種反應。
有些人從創傷事件中倖存下來後可能相對無恙，另一些人卻可能會被創傷事件永遠改變。對創傷經歷不同強度的應激反應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以前的創傷史、當前的壓力源、心理彈性的水平，以及可獲得的社會支持的多少。
創傷情境可能會削弱一個人應對壓力的能力。個體可能會覺得他們的生命失去了意義，並無法像從前一樣在日常中體驗到快樂。有時，創傷反應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消退。個體可能會在剛開始的幾天或幾周內反覆經歷壓力、焦慮或失眠，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症狀可能會有所消減。
不僅如此，創傷性事件也可以是一次成長的機會——研究者稱之爲創傷後成長。
大部分研究通常集中在創傷性事件對個體造成的積極或消極後果，但有些個體同時擁有兩方面的體驗。比如，他們可能有難以集中注意力、迴避和閃回等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症狀，卻也可能報告說獲得了更高的自尊和更積極的人際關係。
對於集體創傷而言，有時，整個羣體或社會可能會受到負面影響，但一些研究發現，共同的傷痛有時候可以幫助一些羣體提高凝聚力。
比如，在一項實驗裏，一組實驗志願者被要求完成誘發疼痛的任務，例如將雙手浸沒在冰冷的水中等；另一組的任務則不會引起疼痛，比如把手放在溫水中等。
疼痛組的志願者與沒有經歷疼痛的組相比，報告出的對組內其他成員的評價更高。後續研究表明，疼痛的經歷還促進了小組成員之間的信任度。
現實生活中，每一次大地震、大海嘯等自然災害之後，各地羣衆無私的利他主義、攜手共進、相互扶持無異於也是凝聚力和積極的社會信念的體現。
對集體創傷的消極反應
創傷中的集體可能會經歷相同類型的症狀。當整個社會都受到創傷時，治癒就會變得格外困難——人們很難找到沒有共歷創傷的治療提供者。
此外，當週圍的朋友和家人受到某類症狀困擾時，個體自身出現這些症狀的可能性也會更大。
傷痛因此廣泛傳播，由此引發的應激反應也可能層出不窮。例如，整個社會可能會在饑荒後開始囤積食物，即使在食物已經不再短缺之後，依然如此；焦慮逐漸成爲一種常態，因爲每個人都開始生活在慢性的長期壓力中；個體在創傷中艱難掙扎，於是由個體所組成的社會也不得不負重前行。
創傷的代際傳遞
經歷過創傷的人可能會把他們對創傷的反應傳給下一代。比如，在兒童時期經歷過嚴重虐待的父母可能會養育出恐懼和焦慮的孩子。
也許在自己家中你就能觀察到一些代際創傷的蛛絲馬跡。不僅如此，這種代際傳遞的傷痛常常也可以在整個社會中看到。例如，在種族滅絕中倖存下來的人，養育出的孩子可能也會表現出創傷症狀，即使這些孩子實際上並沒有經歷創傷事件。
202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危害健康的風險行爲、焦慮和羞恥、食物囤積、暴飲暴食、社會信任度低、父母的專斷型教養風格和高情感依賴等問題都可能從上一代傳至下一代。這些後代似乎持續處於"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中，即使實際上他們是安全的。
那些從大規模屠殺事件到自然災害等創傷經歷中倖存下來的一代人，可能會把他們對創傷的反應傳遞給年輕一代。他們述說的故事和展現出的行爲可能會導致年輕一代像是自己也經歷過創傷那般生活。
不僅如此，還有研究表明，代代相傳的創傷反應不僅僅是心理上或行爲上的，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帶來生理上的不良後果。
由此可見，創傷經歷可能會導致人們在同一個文化背景下的行爲、感受、互動方式和撫育後代的教養風格發生巨大轉變。
社交網絡中的集體創傷
創傷的波及面並不僅限於親歷者，比如在新聞中看到創傷性事件的發展也可能會爲個體帶來創傷。
如今，任何時候，你都可以通過社交網絡查看其他人面對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的反應是怎樣的，與創傷事件有關的圖片和故事很輕易地就能被呈現在你眼前。
當重大創傷事件發生時，沉浸在社交網絡中可能會損害個體的心理健康。例如，在網絡上圍觀大家爭論應對恐怖事件的最優方案，可能會增加個體的絕望感。或者一遍又一遍地刷到創傷事件相關的圖片，也會影響個體的精神狀態。這時暫時將社交網絡通屏蔽掉會有些幫助。
儘管如此，社交網絡也並非一無是處。網絡上互不相識的人可以成爲個體社會支持的一部分——與那些有共同經歷的人交流自己的感受有助於創傷的恢復。
2015年巴黎恐怖襲擊後，研究者在Twitter上收集了具有特定“#”標籤的推文，並用它們識別了超過 62000 個用戶。然後，他們分析了這些用戶從2015年4月到2016年6月的推文內容。
研究者測量了這些推文中積極和消極用語出現的頻率，共同價值觀的表達，悲傷、焦慮、憤怒，以及與親社會行爲相關的詞頻和表情包。
總的來說，他們發現焦慮和悲傷等負面情緒詞彙和表達，在襲擊發生後一週內持續增加，隨後逐漸消退；相應地，與親社會行爲和共同價值觀等相關的詞頻在襲擊發生的一天後開始增加，且幾個月後仍然保持了較高的水平。
該研究的結果表明，在災難發生後，與之相關的羣體內成員對此會有大量的個人表達，這可能會導致一種能促進親社會行爲的集體情緒。
媒體報道中的集體創傷
媒體報道重大事件的方式也可能會對個人和社會對創傷性事件的反應產生重大影響。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新聞報道對公衆造成的創傷性反應。
在爆炸發生兩到四周後，研究者對一些沒有親歷爆炸的本地人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六個月後，這些人再次接受了問卷調查。
第一次的調查結果表明，被訪者出現了急性應激症狀，第二次的調查結果表明，與較少或不看相關新聞報道的人相比，那些接觸了較多跟爆炸有關的新聞圖像的人在爆炸發生的6個月後，有更明顯的創傷後應激症狀，以及對未來恐怖主義的恐懼更強烈，社會功能受影響程度也更大。
媒體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集體創傷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即使沒有任何身體上的危險，一遍又一遍地看到死亡、恐慌和絕望的可怕畫面，也會讓個體受到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因此，在一場持續的創傷事件中，對正在接收的信息保持覺察是很重要的。
進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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