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埃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這從他年幼時期和少年時期的心理感受就能看得到，在後來的生活中，他上大學，成爲一個知識分子，但是其他的家人全都跟他不一樣。他逃離了固有的一切，但讓她難過的是，只要一回到這些人的身邊，回到這個環境中，他依然覺得很不舒服。他毅然決然的活成了與自己兄弟完全不同的樣子，把迴歸家庭比喻成在公路上開倒車，這讓他的心裏充滿了負罪感。
知識階層的氣質就像一種氣味，環繞着他，這讓家人們感到不舒服，但更讓他自己感到不舒服，因爲每當想起自己身上帶這種氣味的時候，必定他是回到了家鄉，只要一回到這個地方，那種貧窮禍害，恐懼，就會被從他的內心深處，激發出來，他將再次成爲這個階層之類的人，“可憐的窮人！”
隨着時間的流逝，在家人心中的形象慢慢固定下來，他的弟弟認爲他拋棄了家人，而家庭中的多數成員，並不支持他的政治立場。
家人們以爲，自己是有自由意識的，但事實上，兩個弟弟離開學校並選擇自己的職業，不過是社會爲他們準備了這些。過於粗淺的認知能力是迪迪埃與家人沒辦法融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然而他無能爲力，他沒辦法保護自己的兄弟，離開學校，走入社會，走入階級分層的嚴密體系的社會之內。
或許問題在於他自身，有些事情，天然存在。就像社會這種東西，他跟自然不同，但是，它存在了那麼多年，卻讓迪迪埃完全接受不了。
一些帶有悲劇色彩的統計數據出現在面前，這讓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感受。
他將自己的處境，與黑人作家韋德曼進行比較，得到的結果仍然是模糊的。韋德曼講述的是一場指向黑人的戰爭，而迪迪埃，他想表達的是階級戰爭，這些場面，都是沒有硝煙的。可悲的是，黑人民族，那種明確的覺醒，劇烈的憤怒，在迪迪埃的家庭所在的階級中，沒有那麼明顯。處於邊緣地帶的人們，只有碎片化的反抗。他們仍然在逃避。
在一種非常掙扎的辯證思考過程中，迪迪埃還發現，讓他突破了階級束縛的高等教育，其實正是構建階級壁壘的原因之一。
68年五月風暴，大學生們走向街頭，他們是平民階級反抗慾望中僅剩的一點餘溫，然而這些人，將在20年後，成爲政治學術等多種領域的成功人士。如果不仰賴於階級分層，他們如何才能如此的如魚得水？
對於反抗，成人們都表現得非常沉穩，只有孩子會那麼急躁。他們還不懂得什麼是歲月，更不懂得什麼是現實。這意味着曾經在平民階級中，具有高大形象的政黨及政客的形象會在他們成長的道路上，逐一幻滅。
母親說：
“左派，右派，沒有區別，他們都是一樣的，都是同一羣人在出錢。”
儘管文盲和知識分子認識世界的方法不同，卻能夠得到一致的結果。
衝突確實得到了緩和。探索、抗爭，階級關係等全都被社會契約、共識這樣的詞彙取代了，然後就是可笑的平等的人權。
任何人都知道，在不同的階層之間不可能有平等。但無產階級寧願把這當成一根救命稻草，死死地抓住不放，進一步的接受馴化。
右派和左派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甚至彼此進入，整個政治社會呈現出聰明、僞善、奸詐的一片祥和。
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任何信任可言的。新的對立關係勢必取代舊的，註定會有一部分人被利用，在不知不覺間成爲政治把控社會發展的工具。然而這種利用是不徹底的。在過去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中，無產階級善於仇恨，資產階級善於遺忘和享樂，但新的對立關係沒有這種根本性的情緒帶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缺乏信任的，鬆散的，隨時可能破裂的。不管選舉結果如何，都會有大量的人去質疑過程的真實性和結果的科學性，在環環相扣的政治博弈中，選民的自主權受到層層盤剝。
然而，人作爲一個人，有其天生的自主性。從政治的高度，去剖析個人的行爲，是多麼的複雜和可笑啊。而歸屬感，這一應放置在心理學領域去研究的課題，竟被用於剖析政治問題，這又是一個多麼混亂的現象啊！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總是需要展示自己的存在感。在後來的時間裏，種族主義取代了之前的階級關係，移民們帶着原有的文化來到新的居住區，但這意味着對原住民的侵犯，而原住民就像動物一樣，保護着自己的領地，區別僅僅在於，他們的惡毒來自於人類的智慧，而不是動物血腥的蠻力。
“我已經開始書寫的這段“迴歸故里”之旅，不會是一段輕鬆的旅程，它甚至可能是一段無法完成的精神、社會之旅。”
1960年以後的十年間，曾經固有的階級變得不那麼明確，對立的兩個陣營，往往只因爲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場景而進行劃分，這讓更多人感覺到個體的力量，同時人們自由的與曾經對立的個體組成聯盟，以便抵抗現行的統治階級。臨時的利益關係，讓人們忘記了曾經的相互仇視，一旦事件過去，對立陣營還會再次形成，只不過是以一種溫柔的形式發展下去。個體聯盟，彷彿進入了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
然而這種動態平衡是很自然的，是健康的，卻不是政治需要的。在知識分子的主導下，平民階級，彷彿擁有本能的智慧，善於傾聽和輕信，並且把這種輕信，應用到實際中，付出行動，爆發出知識分子所不具備的力量。
因此，平民的自由，是受到了引導的，這樣的民主，其實是一種妄論。
“個人在社會以及工作組織中的位置，不足以決定它的階級傾向。理論賦予某一個時刻的歷史，以形式和意義，同一段經歷，依照他們所選擇和依靠的不同理論和主張，可以被賦予完全相反的意義。”
這一部分，作者相信，他的讀者都具備了充分的理解你，大量的長句爲以政治語言的方式表達出來，就像給這本書，裝上了一道圍欄。
當階級這個詞被泛化開來，僅表示對立的人羣的組合，我們也可以說，作者把願意閱讀的讀者，和沒辦法繼續閱讀的讀者，區分開來。
誰更應該具有話語權，這不僅是一個民主問題，還具有廣泛的實用性，尤其是當主導的人，需要通過賦予一部分人權利，來擴大自己的影響範圍，話語權的歸屬就顯得尤爲重要。
要知道，平民階層只能提供情緒和行爲，在理論的部分，需要由政治和知識來填充，只有這些政治和知識，被量化出來，才能形成有力度的話語。所以可以說，平民階層，支持的是那些感染到他們的話語，如果這些話語，能夠附着在某一種人的身上，那麼他們就會去支持這些人。再如果知識分子和評論家，如果能夠提供一些簡單的，容易套用的思考框架，那麼他們的工作量將大大的減小，這也就是對平民階層的培養。
參與話語的熱情，一浪高過一浪，曾經默默無聞的那些人，真的以爲自己有了思考能力和話語權。
但話語是什麼呢？它是一種力量，因爲這種力量，與我們固有的認知並不重合，所以一直被忽略。
當認識到有力量的話語，可以影響一大羣人，他就會想盡辦法，去調整自己的話語，去產生更大的力量。
這些人，註定是有一些好用的思考框架的。就算不是知識分子，他們至少不是文盲。
但對於很多平民階級的人來說，教育是最大的門檻，而且政治鬥爭已經以學者社羣和禮儀規範的形式滲入到學校教育之中，任何人如果不以遵守，都將受到殘酷的淘汰。
在《迴歸故里》的後半部分，不僅能夠看到作者迪迪埃對家族歷史的追溯和自身問題的剖析，還能看到在他“二元對立”這個哲學領域的研究，雖然作爲讀者，我還不能準確的用哲學的需要來拆解他的研究成果，但可以說明的是，他想要表達的不僅僅是對立羣體在選擇的自由性方面存在可靠性問題，還表達了教育對人的分層作用、個體移民與羣體原住間的關係，以及那些在某種維度上將自己定義爲邊緣人的個體將如何融入羣體的問題。
這些問題，哪一個都不能敷衍過去，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