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唐朝中有一位不刺眼，但卻絕對特殊的詩人，那必然是劉夢得。正如他在自己詩中所說“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劉禹錫的作品在唐朝詩歌史上具有區別於他人的生命力。
在之前的小作文中提到，詩人和時代之間的關係，自信的時代會盛產自信的詩人，經歷過盛唐時期的杜甫、李白和孟浩然皆在詩歌中體現一種蓬勃的朝氣，“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這些詩句中散發着詩人博大的胸懷和磅礴的氣勢，這種氣勢在盛唐時期極爲常見，但經歷過763年的安史之亂，這座豪華的鉅艦開始走向低谷，貞元年間的詩人飽受戰亂的衝擊，悲慘的現實，權貴的當道讓爲官者變得極爲小心，詩句中由大氣轉爲狹隘，而劉禹錫的詩歌改變了大曆、貞元年間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格局，即使是官場沉浮21年，依舊沒有改變劉禹錫爲國效力，改變現狀的不屈意志。
最明顯的便是在自己即將結束被貶生涯，近知天命年齡寫出流傳千古的《陋室銘》。比較有趣的是，這篇著名文章的產生經歷與劉禹錫本人極爲相似。及冠近一年的劉禹錫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個階段考試，進士及第，青春昂揚，激情迸發，內心充滿了改變社會現狀的意志，因此他跟隨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不斷前行，最終由於“八司馬”事件而不斷被貶。從遠洲，到連州，再到和州，三次被貶，劉禹錫一直用一種昂揚開朗的精神對待自己的人生，《秋詞》正是其中的證明。
《陋室銘》亦是如此，它的產生源於劉禹錫在和州的三次搬家。按照國家規定，身爲和州刺史的劉禹錫本應該享受官府三間三廳之房的待遇，可他聽從的和州知縣是當朝典型小人，爲了攀附上層，有意的薄待劉禹錫，爲初到和州的劉禹錫提供城南門的三間房，透過房間的窗戶甚至能夠看到江邊，這也是側面說明地理位置的偏僻，對此種待遇，劉禹錫沒有埋怨，而是用一種極爲曠達愜意的態度看待自己的居士，並在自己的門房前貼上“面對大江觀白帆，身在和州思爭辯”；壓迫者最痛苦的莫過於自己所壓迫的對象不正確的流露出應有的被壓迫的痛苦，因此和州知縣對劉禹錫的曠達感到氣憤，便在極短的時間內再次爲劉禹錫提供了一個居所，位置和第一次完全相反，處於城北，空間縮小一般，僅爲一間半，這次劉禹錫面對的是河岸，他再次透過窗戶，看到了河岸上的楊柳依依，觸景生情，再次寫到“楊柳青青江水邊，人在歷陽心在京”；面對這種情況，不舒服的情況再次出現，這位心胸狹小的知縣再次用自己手中的權利調動劉禹錫的住所，僅在城中心爲劉禹錫提供一間僅容一桌一椅一牀的住處，三次的調動令劉禹錫憤然寫下《陋室銘》。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劉禹錫一一種極爲高雅的方式闡述了即使自己居住在陋室依然保持着品質的高潔；“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明明是充滿了苔蘚的居住地，在劉禹錫的筆下卻成爲了一副美景。從這篇文章中不難發現劉禹錫所具有的生命力，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劉禹錫區別於盛唐時期的詩人，他自身所擁有的生命力是一種堅韌的，是經受過磨鍊的，如果說盛唐詩人是磐石，劉禹錫便是蒲葦，“蒲葦紉如絲”，即使身處憂患，但依舊不曾絕望，這是一種鬥士的靈魂。
如果透過陶淵明我們看到的是淡然，透過李白我們看到的是自信，透過蘇軾我們看到的是豪放，透過李清照我們看到的是婉約，透過劉夢得我們看到的是不屈，隨時都存在的昂揚纔是更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