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賽博朋克2077》逐漸跨越遊戲圈，成爲一種社會級的文化現象。《賽博朋克2077》展現了“一個先進技術既成爲人類的救星、也是加在人類身上的詛咒的世界”。其如此“出圈”的背後，包含了數字時代的人們對未知的人-機文明的想象。
新的人-機關係或許會使今天以人爲主導的信息文明演化爲人與機器共同作用下的“人-機文明”，這種新文明既可能延續與豐富人類文明，又可能在一些方面偏離人類文明的既有軌道。這些偏離也可能醞釀出風險。
在人與機器的關係中，一直都是人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機器只是一種工具，而在未來，隨着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生物技術和其他技術的發展，機器的能力將發生本質的躍進，人與機器的邊界被打破，其關係也將被深刻改寫。
新的人-機關係或許會使今天以人爲主導的信息文明演化爲人與機器共同作用下的“人-機文明”，這種新文明既可能延續與豐富人類文明，又可能在一些方面偏離人類文明的既有軌道，這些偏離也可能醞釀出風險。技術將爲人、機器以及文明的發展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的“後人類”
對於人與機器新關係的常見表達是共生、融合，這會意味着人的存在、人的本質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受到挑戰，而這一線索並不是今天才開啓的，早在20世紀就已經埋下伏筆。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賽博格概念，就是一種超越自然人的人－機耦合設想，即向人類身體移植輔助的機器裝置以增強人類適應外部空間的生存能力。後來，它泛指由機械拓展而超越人體限制的人的新身體。美國學者堂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指出，賽博格意味着人類與動物、有機體（人類與動物）與機器、身體與非身體之間的界限的模糊。
今天，與人的身體相關的設備（包括手機）和智能傳感器，正在共同促進人的賽博格化。這些機器不只是人的器官延伸，而是成爲某種意義上的新器官。它們增強了人對外界的感知、連接與認識能力，同時也增加了人被外界認知與控制的維度。
這些機器也將人隨時隨地映射到虛擬世界——人的身體狀態、行爲甚至思維活動都被數據化，人與信息的界限不斷模糊，人類日益成爲後人類主義研究的代表人物凱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說的作爲物質－信息混合物的後人類主體。
技術也可以將數字化的人切割成很多數字化的元件，如外貌、聲音、動作等，這些元件可以脫離其母體與其他對象結合，這也是深度僞造的前提。新技術的發展，甚至使記憶的修改、意識的上傳也在變得可能。而未來，更多可以直接嵌入人體的智能芯片，或將使人的賽博格化變得更爲名副其實。
對人類是否應該採用增強技術，支持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人類的增強是否會帶來對人的尊嚴的威脅、增強技術是否一定帶來幸福。這些問題不僅是抽象的倫理討論，也涉及實踐層面公共制度的走向，一個核心關切是：“如果一個可能的準人準機器的混生物出現了，人類應當建構何種公共擬製才足以應對?”
雖然爭論一直存在，但機器和其他技術對人類的增強已經開始，機器與人的融合也已經開始，因此，我們不得不面臨一種新的生命哲學。“這種新生命哲學的首要問題恐怕是：自然人類被技術化（非自然化）的限度何在?”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必然也會使得關於“限度”的問題的討論變得更爲重要，例如人類是否應該實現永生，人的意識是否可以脫離身體而存在。
即使是像海勒這樣的後人類主義者也認爲，理想的後人類是體現各種技術的潛力，而不幻想無限的權力和無形的永恆。人的生命紮根於複雜多樣的物質世界，人的延續離不開物質世界。她並不接受人的意識與身體分離這樣一種可能前景。
除了身體機能增強外，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支持下，機器也在某些方面增強了人類的認知能力和決策能力，使之超越人的感官能力和自身經驗。這並非通常人類增強技術所討論的範圍，但也是機器對人類增強的一種路徑。
然而我們也不應忽視增強的另一面：機器可能在某些方面帶來對人的能力的削弱。當人被機器隨時隨地量化後，外界對人的監測與控制力增強，但人對自我的控制與保護能力卻被削弱。
藉助機器，人與人的連接線索、交流場景與手段變得豐富，但人與人面對面的交流能力可能減弱。搜索引擎的普及，使人對“外部記憶”的依賴增強，人自身的記憶能力卻可能在下降。數據與算法提高了人在某些方面的認知與決策能力，但也可能導致人對機器智能的依賴更強，人的獨立智能反而被削弱。
如果萬物皆被機器“量化”“算法化”，甚至連藝術創作也都成爲一種數據計算，人是否會陷於單一的計算思維與工具理性而導致人文思維與人文精神的萎縮？如果沒有高度的數據文明支持，人是否會被數據技術所奴役？進一步，如果情感、道德等專屬於人類的本質屬性都被計算化並可以移植到機器上，是否會意味着人在逐漸喪失他作爲人類的地位？雖然提出這些擔憂是爲了阻止它們變成現實，但最終的結果取決於人類對於技術應用尺度的拿捏，相比以往的各種技術，未來的拿捏要複雜、困難得多。
在機器支持下，人類爲了突破自己的侷限向未知領域發起一次次冒險，這就意味着我們將面臨很多不確定性。作爲一種後人類文明，人-機文明會不斷挑戰我們過去堅信不疑的某些觀念，堅守我們所認爲的人之爲人的本質屬性，或許也不像今天這樣理所當然，文明的走向也變得不是那麼明瞭。
機器“擬人度”的提升及其不確定性
人-機文明下不確定性的激增，也是由於機器智能這個新的變量的引入。人們越想探究機器可以被開掘的潛力，特別是越想讓機器向人靠攏，就會越多承受這種探索帶來的不確定性。
今天的機器不僅在智能上向人接近，在情感上也在模仿人，可以預見，機器的“擬人度”會越來越高，尤其對“機器人”而言。一個直接結果是模擬人-人交流的人-機交流將越來越普遍，在這樣的人機交流中，機器被當作交流對象而不是傳播中介。
機器擬人度的提高看上去有助於增加人與機器之間的情感共通的可能，但這樣的人機交流實質上仍是以人爲中心的，人從機器那裏索求關注與安慰，機器是人的被動的服務者。習慣了在人機交流中以自我爲中心的人，或許會在人與人的交流中，也沿襲人機交流的模式與思維，將他人也當作一個可以隨意支配的機器。
人機交流的普及，或許也會使得交流成爲一個可以由開關控制的程序，人們也可以像選擇菜譜一樣來選擇其所需的交流，並精確計算其“價格”“營養”與“熱量”，而回避那些自己不能控制或“性價比”不夠高的交流。
反過來，未來人機交流的盛行，也會意味着，人在機器眼裏也是一種物化的對象，在今天的一些護理機器人的應用中，已經出現了這一問題。因此，機器的擬人度的提升，是使世界變得更爲人性化，還是可能走向其反面——使得世界變得更機器化，這個問題並不像我們期待的那麼簡單。
另一方面，適用於人類的權利、地位與規範等，是否可以同樣適用於機器人或其他智能機器？雖然在這一問題上同樣存在爭論，但賦予機器人及其他智能機器相應權利的呼聲在與日俱增。與權利類似，機器能否具有像人一樣的主體地位，在倫理領域、法律、哲學等領域，也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這些領域的討論都存在三類代表性取向：一類堅決否認機器的主體地位；第二類認爲未來的強人工智能可能或應該獲得像人一樣的主體地位；第三類則認爲機器能獲得某種擬主體地位，但人的主導性不可動搖。無論是哪一種取向，都與學者們的基本立場緊密相關，有些人堅持人類中心主義，有些人反對人類中心主義，有些人則走調和、折衷的道路。顯然，這樣的分歧還會持續。
當然，認爲應該賦予機器相應權利與主體地位的人，也是抱着對機器責任的期待。但今天的討論，都只是代表人們的願望，這些願望是否可以通過相應技術真正加載到機器身上？具有智能的機器，是否會脫離人爲它們設定的軌道？未來技術發展中的變數，技術的創造者、壟斷者與經濟權力之間的博弈，使我們對這個答案並沒有把握。
一個最大的不確定性恐怕是，人工智能如果有一天發展到超出人類智慧，成爲超級智能，它將給人類帶來什麼。有些學者斷言：超級人工智能的存在升級實際上是人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了斷，這意味着人類在世界存在系統中失去了地位，人類不再重要，歷史將失去意義，人類文明將成爲遺蹟。
那麼，人類是否會因此從現在開始放棄智能機器的開發，以消除未來的不確定性？或許並不能，無論是習慣性的自信、對技術潛力本身的好奇、挑戰人類極限的衝動，或是商業利益的驅動，人類恐怕都難以在看到一種新可能時停下腳步。這樣一種探險也並非沒有意義，它們會推動人類對於某些穩定常態的反思，也可以讓人類在試探新邊界時審視現有邊界的意義。當然，這樣的探險需要一定的警戒與約束機制。
但今天的探險者與警戒者可能還存在着較大程度上的割裂——對機器能力的拓展努力來自自然科學領域，而討論、警示機器的社會影響的學者，大多來自人文社科領域，他們的主張雖然表達了個人的態度、立場，但至少在目前，還很難影響到實踐進程。
在面向人機文明的未來制度設計中，也需要醞釀更好的機制，讓技術領域之外的聲音，更多傳遞給技術的控制者、決策者。同時，關於人機文明的走向的討論，也不應只是專家們的閉門思考，而是應該成爲一個重要的公共話題，進入更廣泛的公衆視野，只有普通人開始面向機器的挑戰，思考人的本質與核心價值所在，明瞭未來應該堅持的價值方向，他們纔可能成爲人機文明中更積極的創造主體。
回望人機文明的出發點，我們看到的初衷是，人試圖通過基於機器的新創造來克服人類機能的弱點，隨着技術的發展，這一目標已經不那麼遙不可及。但克服這些弱點需要我們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這些代價的付出是否值得？人與機器的互動與協同，究竟是拓展了人類的疆域還是會讓人類本來的地盤失守？人與機器共同作用下的人機文明，是堅持人類文明按照它的既有軌道前行，還是創造人機和諧共生的新文明，或是任由機器將我們帶向一個未知的新世界？雖然現在我們不會有答案，但我們的行動會決定未來的答案。
編者按：
來源：探索與爭鳴雜誌；
作者：彭蘭，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新媒體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