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習慣，每天都要在班主任工作手冊上記錄這一天發生的事兒。
記錄包括常規記錄和特定記錄。常規記錄是指每天都要記錄的學生在紀律，學習，校園活動，好人好事等方面的情況，爲小組和個人積分提供第一手資料；特定記錄是指，學校組織的特定事情，如開會，安全教育，集體活動等。
最開始的幾年，我把學習和紀律綜合表現都記錄在一個本子上，後來我發現這樣混記查找記錄時不方便。於是我就把學習和紀律綜合表現分別記錄在兩個工作手冊上，學校每學期只給一個本，我就再找一個本，我一個人記不過來，後來就安排兩個班長記錄。兩個班長一個被我稱爲紀律班長（正班長），一個被我稱爲學習班長。
紀律班長在班級紀律方面偶爾起到協調的作用，不是專門負責監督班級紀律，主要工作就是做好紀律，活動，好人好事方面的記錄，具體信息由我和幾位紀律組長提供。
學習班長負責記錄學生作業完成情況，回答問題情況，小考情況等，信息主要來自各科的科代表。
班級記錄是小組和學生積分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學生每一個學期綜合表現的濃縮，爲期末評優評先提供重要的依據，在批評問題學生時，班級記錄更是有力的“罪證”。例如，對少數頻繁違紀的“問題學生”，我在依照班規給以相應的懲罰前，一定會通過班級記錄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歷數他的所有違紀行爲。在確鑿的“證據”面前，所有的抵賴和狡辯都是徒勞的，這樣“問題學生”就會乖乖地接受懲罰。
對問題學生的教育，有必要時我會把家長請來，並當着學生本人的面向家長如實“彙報”該生在某一段時間內的不良表現。這裏所說的彙報，就是如實地讀第一手資料——班主任工作手冊上的記錄。
家長通過這些記錄就能看清孩子在學校的真實一面，無需我過多地主觀評價，很多時候沒等我讀完，家長就會受不了，從而心平氣和地接受我對孩子的懲罰。
兩年前，有一個男生常常在科任課上違紀（輕微，不易發現），違紀後還總是狡辯抵賴，拒不承認。
有一次，他又違紀了，任課老師擔心他又要抵賴，於是讓學生大夥投票表決。投票結果一邊倒都寫着他的名字，他還是不承認，而且說：學生都在聽課怎麼又能注意到自己，這都是老師誘導的結果。氣得老師派學生找我。
因爲他屢教不改，我決定當着全班學生的面跟他理論，讓他徹底丟丟面子。他雖然善於狡辯，但也不是我的對手，幾個回合下來，他已經理屈詞窮，可是爲了在學生面前保住自己的“面子”，他仍然嘴硬。於是我決定讓他回家反思，並通知家長第二天早上來班級。
第二天早上，我準備好兩個工作手冊，並把有這個孩子違紀記錄頁碼摺好，逐條用紅筆圈上。
準備就緒，我和孩子媽見面時，她特別激動：說孩子覺得丟臉，產生了輟學的想法。
我告訴她：孩子念不唸的事你彆着急，先把前一天的事處理好。於是我把前一天課堂上發生的事講給家長聽。聽後，家長態度很好，並說要替孩子在任課老師面前道歉。
我說：不用家長道歉，我們要的是孩子的態度。
隨後我叫過來任課老師，她們倆一開始談得挺好，可是談着談着話題有點跑偏，又趕上家長情緒激動：“老師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學生投票是不是你讓投的，在沒確定結果之前，你已經認定是我家孩子違紀，對嗎？再說，我家孩子在後面，前面的學生怎麼能發現是他呢？”
很明顯，家長是聽信了孩子的一面之詞，把孩子挨批評和不想念的事兒遷怒於任課老師。這時候如果我不及時阻止，任課老師和家長之間互不相讓很容易擦槍走火，彼此之間都沒什麼好處。想到這兒，我立刻打斷了她們倆的談話，告訴她們這件事先放一邊，暫停討論。
隨後我坐在辦公桌前，打開了事先準備好的兩個記錄本，告訴家長：“這是班級兩位班長，每天如實做的記錄，而且都是經過學生本人確認過的，我借這個機會給你讀讀。”
我表情嚴肅，語言流暢地把她家孩子幾個月來的所有違紀情況逐條讀給家長聽，內容精確到日期，課節，具體事件。我邊讀邊觀察家長的表情變化，當我讀了十幾條的時候，家長沉不住氣了：“老師，在家我老說他，他答應得好好的......”
我說：“你別激動，等我讀完。”當我把孩子的所有“罪狀”都讀完的時候，家長默默地流下了眼淚，再也不質問任課老師了，並主動向任課老師表示歉意。
那天下午，孩子來時，我毫不客氣地又痛斥了他一頓，然後我靜待時機，打算親自抓他一個違紀現形。有一天，他上課搞小動作，被我巡視時當場抓到，我藉機又在全班學生面前把他數落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並讓他在學生面前保證。
經歷兩次“丟臉”後，這個孩子徹底轉變了，面部神態由原先的狡黠虛僞轉變爲友善樸實。後來的日子裏，每次遇到我，離老遠就衝我喊着“老師好！”
很欣慰，我又完成了一個“問題孩子”的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