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書遠
——杜甫的立場和人性與康震的立場和人性
上次我寫的對康震解讀《石壕吏》的問題，是站在假設康震說的官府強抓兵丁是國家正當行爲的前提上。即使在這個前提上分析，都得出康震的解讀是詭詐欺人，自相矛盾的。
那麼這一次再專門討論一下《石壕吏》中官差強抓百姓服役是否正當正義的問題。
如果站在當時朝廷的立場，以及所有食君祿的人比如郭子儀的立場，那當然是正當正義的。因爲既然享受着朝廷的恩澤與榮華富貴，解朝廷之危難符合人性知恩圖報的邏輯，哪怕這個朝廷已經腐朽了。人性的邏輯不一定需要崇高偉大的理由爲支撐。郭子儀在歷史上仍然是功績卓著的正面人物沒有問題，起碼他遵循了人性。
即使是站在杜甫的立場上，如果杜甫也支持官府強徵兵丁，杜甫的人性照樣沒問題。因爲杜甫是士人，可以免服兵役，混得再差，也是受國家照顧的階層。受國家照顧的特權階層，有理由去理解國家的非常行爲。
至於站在以老嫗一家爲代表的普通窮苦家庭，家裏窮到媳婦“出入無完裙”，不能見客的這些底層家庭，朝廷的軍隊也好，安祿山的軍隊也好，都沒什麼區別。他們沒有受到國家的恩惠與施捨，相反他們纔是真正的生產者，養活了國家，養活着郭子儀、杜甫這些人。而這個國家卻不能給他們帶來太平的環境，還繼續讓他們雪上加霜，所以朝廷的徵兵在他們眼裏只有權力的“正當性”，沒有價值上的正義性。安祿山只是最終失敗了，否則在百姓眼裏，無非又是一場改朝換代的戰爭而已。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朝廷的軍隊來徵兵，他們牴觸且無法抗拒，若是安祿山的軍隊來徵兵，他們也一樣牴觸且無法抗拒。不可能只認官府爲“自己的隊伍”，而叛軍來徵兵，就一頭撞死。中國歷史上叛軍那麼多，爲什麼動不動就能在短時間內發展到幾十萬甚至百萬之衆，就是因爲大部分百姓沒有什麼“誰是自己的隊伍”的概念，叛軍一來，並不抗拒服從。
如果歷史的結果不同，如果安祿山成功了，那麼跟隨安祿山的百姓，在康震教授口裏想必又會被讚美成造反有理的革命羣衆，而之前強抓百姓服役的官府，一定會與當年抓壯丁的國民黨一樣被唾棄。
杜甫之所以是偉大詩人，在於他除了有普通人性，還有昇華了的人性。他的普通人性是他因爲受到國家照顧，所以心底裏忠於李唐王朝，希望朝廷打敗叛軍。而他昇華的人性則是他投宿石壕村的那一夜，所見所聞在內心經歷的激烈碰撞。他看到老嫗一家三個兒子都上了戰場，兩個都已戰死，而官府仍來她家徵兵。家中僅有的男丁老翁逃跑，官差大發雷霆，最後老婦請求官差放過他們，她願意上戰場爲軍士們做飯。
而他杜甫就在旁邊，可他是特權階級，可以不服兵役，自己受着朝廷的恩惠，卻眼睜睜看着朝廷的危難最後由這些悲慘的百姓去承擔。那一刻，杜甫的心裏想必經受着一種來自價值體系的煎熬、質疑，最後化爲對老嫗一家深深的憐憫及對戰爭的痛恨。
這就是杜甫之所以是詩人的昇華了的人性。
如果杜甫只是冷眼旁觀，與石壕吏一樣的鐵石心腸看待這一切，杜甫的人性也沒太大問題。只不過沒有昇華的人性，只有最基礎的人性，只認一個死理：自己受國家照顧，所以理應一根筋支持政府。
人性既可以很崇高，也可以很基礎，很低微，但一定有人性的邏輯。
所以康震教授的搞笑就在這裏。他肯定沒有杜甫昇華了的人性，要命的是，他的解讀連基礎的人性都沒有。
一個現代人，又沒有食唐朝的君祿，卻口口聲聲“這是咱們的軍隊，不是叛軍的軍隊”；在沒有利益瓜葛的情況下，無條件支持一個已經腐朽的古代朝廷的一切行爲，這是一種現代人的犯賤行爲。
因爲無條件支持唐朝政府的一切行爲，所以朝廷對無數百姓家庭造成的痛苦，就被他美化成“只是態度不好”，被他描述成百姓的愛國自願行爲，讓百姓從中獲得“幸福感”，把一千多年前的悲慘百姓從意志上強姦一遍，這是康震的下流與險惡。
康震，一個現代文學教授，境界遠不如一千多年前受封建思想侷限的杜甫！
康震爲什麼要這麼幹？爲什麼他的言論既沒有昇華的人性，也沒有基礎的人性？
有一句話叫“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借用這句話，在當今有些文化人那裏，一切文學解讀都是對現今的指涉。你以爲他們只是純粹地解讀文學？錯。他們是在有意無意，或者不知不覺地構築一個話語價值體系，在古往今來的一切資源中尋找他們想要的東西，然後任意打扮，輸出他們自己的思想。我們當然知道他們的心理。
2021年3月22日燈下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