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彼得·海斯勒有个中文名字叫何伟，为了解中国的农村，捕捉到人文和地理的各种变化，他2001年计划驾车从北京出发，沿着长城到甘肃、青海游览。
为此，他考取了中国的驾照，在租赁公司“首都汽车”租到了一辆切诺基。旅行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外国人的旅行限制，他的第一次自驾游不得不从陕西折回。
在离北京不远的三岔村，他租了房子，一边体验北方农村的生活，一边准备再次出发，第二次他走的更远。
2005年起他着手整理四年间起数次在中国公路自驾旅行的资料，2010年他完成并出版了《寻路中国》。 作为一部自驾游记，自然对司机们有很多描述，“…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
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何伟心有余悸地提到一个驾校学员在他的切诺基上练习驾驶的过程：“…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他不知道盲区的存在。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最后，当车辆进入驾驶训练场的时候，我真想俯下身去亲吻我膝下的单边桥。”
相比于司机，何伟和农民相处得更好，他和三岔村的房东一家结下了了深厚的友情。为给房东的孩子争取治疗的时机，他在危险的山路上高速驾驶，他拿出了自己的钱为孩子缴纳治疗的费用。他经历了三岔村的变迁，见证了房东魏子淇从一个农民，到饭店老板，到村支书选举人的变化。这些过程也都反映在里这部书里。
和村民，司机，官员，老板的相处中，何伟感受到了时代的焦虑，“…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寻路中国》有些意想不到的诙谐，比如“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光材料…人们得爬上长城才能收到手机信号…他们站在城墙上，手机紧贴着面颊，俨然数字时代的哨兵。如果长城变成了手机零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或是电脑光盘因为反光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呢？在这样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纠结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进步，哪是即兴之作。”
我小时候，家人一度共用一个穿衣镜，有了第二个镜子之后，我拿着它站在大的穿衣镜前，把两个镜子互相对照，在无限延伸的无数镜像房间中，有无数个镜像的我，他们似乎一模一样，但又有些异样的感觉。
《寻路中国》是何伟精心磨制的一组镜面，它们给出了当时中国人，村庄和企业的各种镜像。 2011《寻路中国》出版后，他描述的三岔村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景点，很多国人前来观摩这个外国人“镜像”的实体。《寻路中国》出版之初，并没有被赋予很高的期望，它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部畅销书。
似乎读者看到了一片片异样的镜像，借由它们来“追索”各人记忆中的新世纪的头几年，在这些“镜像”的互相观照当中，大家的记忆不一定标准而整齐，但细节却逐渐丰富了起来。比如我最爱的一个细节，“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