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和陌生人說話?

2015年7月10日,黑人女孩兒桑德拉·布蘭德在德克薩斯的高速公路上駕車回家,她剛剛面試並且成功贏得了一個職位,美好生活在她眼前展開。她從後視鏡中看到後方有一輛高速行駛的警車,處於禮貌她轉向到路邊給警車讓路,而這輛警車在她讓路後卻逼停了她的車,白人警察布萊恩走出警車來和她問話。十幾分鍾後,桑德拉因轉向不打轉向燈被捕,3天后她自殺在監獄中。事件引起巨大的反響,布萊恩成爲衝突的焦點,很快失去了工作。

令人唏噓的是桑德拉的被捕的原因,她沒有打轉向燈,是因爲看到後面有警車駛來,她出於禮貌給警車讓路,在過程中她忽略了轉向燈,而布萊恩攔下桑德拉時最初的想法僅僅是給一個警告而已。

桑德拉出於禮貌避讓警車反而被攔下,一肚子的怨氣就開始抽菸,而且言辭比較激烈,而布萊恩看到女孩子的外州牌照本身有了警惕,再加上桑德拉的態度的刺激,也讓他對犯罪風險的判斷提高了,他在要求桑德拉下車檢查的過程中言辭越來越正式和嚴厲。就這樣,話趕話,衝突升級了,一個原本的交通違規輕罪變成了妨礙執法和拘捕,一個最初的善意警告升級成了逮捕。而桑德拉對逮捕事件的反應做了最後一次升級-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這個案例來自暢銷書作家格拉德威爾的新書《陌生人效應》(Talking to Strangers)。麥爾坎·提摩西·格拉德威爾(Malcolm Timothy Gladwell)是《紐約客》撰稿人,作品包括《The Tipping Point》、《Blink》、《Outliers》、以及《David and Goliath》。他擅長從一個新奇的角度解釋各種迷思,而他的喜歡利用社會學心理學方面的最新發現,他通俗而有趣的語言幫助普通讀者在學術語言的迷宮中找到了出路。這一本《陌生人效應》也不例外,桑德拉的案例的解讀就是格拉德威爾介紹“陌生人效應”的第一個切入點。

如果桑德拉能夠在陌生的執法者面前保持冷靜,她有可能只獲得了一個警告,而現在正如願地在母校工作,並且攻讀她夢想中的政治學碩士;如果布萊恩面對陌生人桑德拉有一定的信任,而不是刻板地執行任務,他還可以繼續警察的工作,也不用在餘生揹負桑德拉自殺帶來的影響。

成年人的世界裏沒有那麼多“如果”,這個案例很好地警醒了我們,面對陌生人如何保持一個合理的尺度,如何謹慎、謙遜地與陌生人交談。

書中另一個案例說的是廣爲人知的金融詐騙案-麥道夫的龐氏騙局。

2008年12月,70歲的麥道夫被逮捕。他通過對沖基金設計了一個龐氏騙局,包括衆多知名大型金融機構在內的投資者損失高達500億美元以上。華爾街最優秀的金融機構文藝復興科技也是受騙者之一,而2003年文藝復興科技的內部人士覺察到了麥道夫基金的異常,證監會的例行審計也注意到了文藝復興科技的郵件,而這期間麥道夫的衆多投資者不同程度地感覺到了基金的異常情況,但是每個人都默認了一點:“這麼多知名機構在投資,證監會也在嚴密監管,麥道夫以往風評很好,而且是前交易所主席,他看上非常可信,他的基金不會有問題。”

獨立調查員馬克波絡斯是唯一的例外,他於2000年,20001年,2005年,2007,和2008年多次向證監會警告和投訴麥道夫的基金,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懷疑的天平的這一邊只有他-一個患有強迫症的獨立調查員,而另一端是相信麥道夫的整個投資界。

在這個案例中,格拉德威爾很好地詮釋了心理學家萊文的“默認真實”理論。一個常見的假設是,與我們打交道的人是誠實的。只有當事件非常顯然地變得和最初的假設違背是,我們纔會走出“默認真實”模式。也就是說,常人並無習慣,在得出結論之前,蒐集證據來證明事件的真僞。我們都是從相信開始,只有當懷疑增加到到難以解釋時,我們才放棄相信他人。”

事實上前不久暴雷的瑞幸咖啡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也擁有大量投資者,而且有大會計師事務所安永作爲外部審計,但是瑞幸咖啡對門店數據的造假到了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瑞幸咖啡的每個投資人在暴雷之前都默認了這是一筆很好的投資,有大會計師事務所,證監會,和衆多基金在監控它,這筆投資不會有問題。2020年4月3日,在各方壓力之下,瑞幸承認公司在2019年二到四季度存在僞造交易行爲,涉及銷售額約22億元。消息一出,瑞幸咖啡股價一度跌逾80%,近300億元人民幣的市值灰飛煙滅。

在投資這個領域,萊文的“默認真實”理論提出的警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這個理論可以被廣泛地討論和研究,這會是對投資者集體認知偏誤的一個很好的扭轉。

《陌生人效應》也提出了很多別的概念,比如“透明假設”。它的概念是,多數人會根據人的行爲去判讀他們是否誠實。說話得體、自信,握手有力,友好、有魅力的人被認爲是可信的;說話時緊張、不自在、躲閃、結巴、含糊就很難被他人信任。而《陌生人效應》認爲這個“假設”是無稽之談。

2007年11月1日夜,梅雷迪思·克爾徹遭性侵犯後被人割喉致死。死者的舍友阿曼達·諾克斯在看到破門而入的意大利警察時神情顯得做作,這引起了警方的懷疑。 

死者的父親向警方提供了一個線索,死者曾向父親抱怨,阿曼達喜歡帶自己的男友回宿舍,經常用曖昧的話語挑逗她,暗示羣交的需求。而阿曼達平日爲人非常圓滑,被同學們私下稱爲“狡猾的諾克斯”。

2009年12月4日,意大利法庭宣佈,阿曼達殺害室友梅雷迪思罪名成立,判處26年監禁。檢察官指控她殺死了梅雷迪思,她和男友還在現場僞造有人強行闖入的跡象。阿曼達堅稱自己清白。

2011年10月3日,意大利上訴法院推翻阿曼達的謀殺罪,理由是主要物證上的DNA樣本存在瑕疵。2013年3月,最高法院推翻上訴法院二審無罪判決,將案件發回重申。2015年3月27日,意大利最高法院宣佈了終審判決,阿曼達被宣佈無罪。 

阿曼達·諾克斯是否有罪放在一邊。《陌生人效應》利用這個案例來談“透明假設”是無稽之談恰恰是站不住腳的。

阿曼達·諾克斯的案例只說明瞭警方在證據鏈條構建方面的無能。起訴應該是建立在合理推斷和事實證據兩方面結合的情況下做出的。如果按照正常的無罪推定,在沒有清晰的DNA證據或目擊證人的證詞的情況下,僅僅根據一兩個人在事後對阿曼達·諾克斯表情的懷疑做出起訴,這已經是警方和檢察官的重大失敗了。

《陌生人效應》中說到,“她的案子與’透明’假設有關。如果你相信,陌生人的外表和行爲是傳達他們內心感受的可靠線索,你就會犯錯。阿曼達·諾克斯冤案就是此類錯誤之一。”書中這裏的論證既有邏輯問題的,也存在常識的問題。

公開的無罪判決文書很多,簡單看看你就會發現,大量無罪判決案件都是源於證據問題。簡單地說,警方依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合理推論,提交給檢察院,而案子在證據層面經不住法庭的質詢,最後的結果常常就是無罪判決。那按照格拉德威爾的論證,是不是每個“無罪判決”的案子都在說明“透明”假設是錯誤的呢?

格拉德威爾用意大利法庭的最終判決去證僞警察的懷疑,存在邏輯上的硬傷。這裏依然有很多種可能,也許警察依賴透明假設做出的懷疑本身是對的,只是沒有找到最終黑白分明的DNA證據而已。最終判決只是一個判斷,在法律上是最終的認定,但是不一定就是事實。

而且,從實操角度來看,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否定透明假設,等於給整個刑偵界出了難題了,如果沒有“透明”假設,整個刑事犯罪的預審理論就塌了一個大角。實際操作中,刑偵的老提審們,個個都是按照嫌疑人的表情和反應進行詢問的。依賴“透明”假設,纔有可能在訊問中獲得線索,進一步獲取黑白分明的證據。

沒有“透明”假設,刑訊基本失靈,關鍵證據可能找不到了,那麼起訴嫌疑人的過程也就岌岌可危了。

想象一個極端的場景,一個孩子被綁架了,現在找到一個嫌疑人,刑警要不要詢問他,如果要詢問,一定是依據透明假設展開的,如果不依賴這個假設,就沒有辦法詢問,孩子也就命懸一線了。

所以阿曼達案的真正教訓是警方在證據層面的無能,而不是在刑事詢問方面的問題。換句話說,“透明”假設非但不是無稽之談,甚至在大概率下是沒有問題的,有極高的實操價值。那麼格拉德威爾用法庭判決去證僞警察的懷疑,進一步否定透明假設的意義,就是非常牽強的了,而且在實操層面有誤導讀者的風險。

鬆散的結構是本書的另一個問題,比如“短視”一章與其他章節關係不大,如果整篇文章的目的是把和陌生人交往的所有風險都梳理一遍,這一章有一定價值;反之,去掉這一章,對《陌生人效應》反而是加分。

如果在豆瓣打分,我可以給《陌生人效應》打四分,我不同意格拉德威爾的一些案例的使用,個別的章節的價值不高。但總體而言,他提供了一系列處理陌生人關係的極好的切入點。我們應該在和陌生人的關係中保持克制和警惕,多想想各種誤會產生的可能性是有益的,沒有人希望誤會一個陌生人的善意,也沒有人希望被人當面撒謊而完全沒有防備,更沒有人願意因誤會令他人失去自由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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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於平行宇宙 A24, 點擊作者名字訪問其他平行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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