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彼得·海斯勒有個中文名字叫何偉，爲了解中國的農村，捕捉到人文和地理的各種變化，他2001年計劃駕車從北京出發，沿着長城到甘肅、青海遊覽。
爲此，他考取了中國的駕照，在租賃公司“首都汽車”租到了一輛切諾基。旅行並非一帆風順，因爲外國人的旅行限制，他的第一次自駕遊不得不從陝西折回。
在離北京不遠的三岔村，他租了房子，一邊體驗北方農村的生活，一邊準備再次出發，第二次他走的更遠。
2005年起他着手整理四年間起數次在中國公路自駕旅行的資料，2010年他完成並出版了《尋路中國》。 作爲一部自駕遊記，自然對司機們有很多描述，“…駕駛員們很少查看後視鏡。
擋風玻璃上的雨刮器則被視爲妨礙視線…”，何偉心有餘悸地提到一個駕校學員在他的切諾基上練習駕駛的過程：“…他從不觀察後視鏡或側後視鏡，他不知道盲區的存在。只要遇到會動的東西，他都要鳴笛…最後，當車輛進入駕駛訓練場的時候，我真想俯下身去親吻我膝下的單邊橋。”
相比於司機，何偉和農民相處得更好，他和三岔村的房東一家結下了了深厚的友情。爲給房東的孩子爭取治療的時機，他在危險的山路上高速駕駛，他拿出了自己的錢爲孩子繳納治療的費用。他經歷了三岔村的變遷，見證了房東魏子淇從一個農民，到飯店老闆，到村支書選舉人的變化。這些過程也都反映在裏這部書裏。
和村民，司機，官員，老闆的相處中，何偉感受到了時代的焦慮，“…經濟的土壤跟鄂爾多斯的沙漠一樣，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規則在變，經商行爲在變，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挑戰也在變…長遠計劃沒有任何意義：人們的目標就是有錢今天賺，有利今天獲。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變革的浪潮淹沒掉。”
《尋路中國》有些意想不到的詼諧，比如“我看到有些摩托車，在後擋泥板上面貼着一張計算機上使用的光盤，作爲很好的反光材料…人們得爬上長城才能收到手機信號…他們站在城牆上，手機緊貼着面頰，儼然數字時代的哨兵。如果長城變成了手機零件，那會意味着什麼呢？或是電腦光盤因爲反光而發揮了最大的作用呢？在這樣的地方，所有的東西都糾結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進步，哪是即興之作。”
我小時候，家人一度共用一個穿衣鏡，有了第二個鏡子之後，我拿着它站在大的穿衣鏡前，把兩個鏡子互相對照，在無限延伸的無數鏡像房間中，有無數個鏡像的我，他們似乎一模一樣，但又有些異樣的感覺。
《尋路中國》是何偉精心磨製的一組鏡面，它們給出了當時中國人，村莊和企業的各種鏡像。 2011《尋路中國》出版後，他描述的三岔村變成了一個熱門的景點，很多國人前來觀摩這個外國人“鏡像”的實體。《尋路中國》出版之初，並沒有被賦予很高的期望，它出人意料地變成了一部暢銷書。
似乎讀者看到了一片片異樣的鏡像，藉由它們來“追索”各人記憶中的新世紀的頭幾年，在這些“鏡像”的互相觀照當中，大家的記憶不一定標準而整齊，但細節卻逐漸豐富了起來。比如我最愛的一個細節，“中國人招車有自己的動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動——就像在輕輕拍打手下那隻看不見的大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