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自殺了，
海子也自殺了，
在所有的文藝工作者中，
詩人的平均壽命是最短的。
他們扛得過困窘，
也扛不住追問，
這是一羣一生都在逃亡的人。
當年海子沒有錢。
有一天，他餓了，去了一個飯館，對老闆說：“我給你念首詩，你給我一杯酒行嗎？”
老闆睃了他一眼，說：“酒給你。詩，求你別唸了！”
坊間把這個當笑話講。但細細想來，不免還是辛酸，畢竟海子一生，都在這樣的困境中度過。
和顧城一樣，他也窮。
不僅如此，還出身農家，家中兩個姐姐夭折，一個2歲時死了，一個出生僅1天就死了。海子出生後，3個弟弟也相繼出生。一大家子，全靠父母在土地裏謀生存。
後來海子考上北大，父母對他寄予“光耀門楣”的厚望，可不曾想，結局竟那般破碎。
他像在萬丈高樓邊看花。
繁華一望無際， 可是他的風景，沒有根。
人世其實挺好的，迎迎送送，來來往往。
但不是詩人的人間。
高曉松曾採訪海子的故友，說起當年事，講得嘻裏哈啦的。
那人說，當年和哥們兒一起聊天，聊得正嗨，海子來了，想加入，聽他們在聊什麼。結果竟被一幫人轟走：“去去去，你來幹嘛！”
他們把他當異類。而非自己人。
還有一回，他去調解夫妻矛盾，也被人攆出來。
大概也是話不投機，或者乾脆就是不會說話，令憤怒的夫妻更加憤怒。
他成爲笑料的一種。
他的不合時宜，他160的矮小身材，他的窮，都成爲一種談資。
大家視他如孔乙已，如黑塞筆下的荒原狼，莫名其妙，甚至荒唐滑稽。
人們以談論他的窘狀爲樂。
他難堪越甚，大家越興奮。
——從來都是這樣的，一個人的痛苦是最美味的嚼頭，一個人的無助也是最好的下飯菜。
人們看不見反常背後的掙扎。
只看見反常所帶來的滑稽，一談起，笑聲陣陣，內外都“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如今時間一去不回，那些事就成爲隱遁的難堪，剔除不掉，也無從申辯，只能化爲不提之事。
海子生於1964年。
死於1989年。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年僅25歲。
他的遺書是：
我叫查海生我是政法大學的教師我的死和任何人無關
他在自殺前夕，即1989年3月25日大概12時到1時的時候，半夜忽然嚎叫。
當晚他入住的，是政法大學在學院路的單身青年教師宿舍，別人被他驚醒，問他怎麼了。
他說，沒什麼。
第二天，大家再次醒來，海子已經不見了。
從此，他消失在這個人間。
家人接到“病危”消息後，忐忑趕往北京。人已經沒了，只有他的破碎。
他的骨灰運回安徽後，五年後才入土爲安。
接下來，就是生者無盡的悲痛。
母親一直活在他的詩中。
她能背誦海子幾十首詩，每每讀來，都是潸然淚下。
其中一首《雪》，一讀就痛苦得無以復加：“媽媽又坐在家鄉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隻凳子彷彿是我積雪的屋頂……”
而他的父親，則一直隱約有遺憾。
他覺得海子天賦異稟，應加官進爵，光耀門楣。
“如果不死，應該也能做到省長級別了吧。”
離開人世的人，成爲了傳說。
留在人世的人，怨恨雜糅。
據海子的家人稱，海子是早慧的。
15歲考上北大（當年安慶市的文科狀元），19歲成爲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21歲在詩歌圈有了盛名。
只可惜，上天沒有因爲他的詩，就給他磨難的豁免權。
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他一直是畸零人。
孤獨的，被棄的，自我認同匱乏的。
於外形來說，他過於矮小。
在他死後，他的一個學生回憶說，海子很矮，可能都不到160 ，體重一度只有41公斤，又長着一張娃娃臉。
所以大家都不叫他“查老師”，也不叫“海子”，而是叫他“小查”。
他頭髮很長，鬍子拉喳，觀感也不太好。
——這樣的長相，想獲得異性的傾心，真的難上加難。
他第一個女友，是他的學生，叫波婉。因爲他的詩而走近他。因爲他的貧窮而離開他。
第二個女友，叫安妮，是有夫之婦。
第三個、第四個女友，都沒有帶給他幸福的愛情。其中一個，依然是有夫之婦。
似乎有些感情還是同時進行的。
甚至還有傳言，他被對方丈夫教訓，鬧出不小的風波。
可惜，這些亂紛紛的深情，這些他愛過的“四姐妹”，最終都一一離去。
他孑然一身，站在曲終人散的原地，蘸着自己的悲傷，寫詩。
於出身來說，他過於卑微。
他出生於安徽安慶的農村。
貧困與卑微，一直是這個家的陰影。
他作爲大哥，早早學會懂事，向現實低頭，自覺低人一等。
後來海子考上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教課，在故鄉看來，是一個行走的逆襲故事。
可在北京，他就像一塊地磚般不值一提。
人人都是天之驕子。
人人都是背景驚人，天賦異稟。
他一無所長，只能寫幾句廢話，想獲得認同，太難了。
他的故鄉是接納他的，也是高看他的。可惜，他們離海子的世界太遠了。
老家人以爲，海子做了官，發了大財。
還以爲，海子是“一人得道”，整個家族都能“雞犬升天”。
權、利、色雙收，這是故鄉對他的想象，也是故鄉對他的期待。
但這些都與海子沒有關係。他要詩，要概念化的愛。他們卻要光耀門楣、加官進爵、衣錦還鄉。
他在這種錯位中，愈發痛苦。
於經濟能力來說，他一直寒酸。
他住在一個窄小的教師宿舍裏，亂而暗，滿地是酒瓶。
工資很低。
因爲沒錢，他的初戀女友——也就是那個女學生——畢業後，鐵了心要去深圳。因爲深圳有錢途。
也因爲沒錢，他的宿舍堪稱家徒四壁。
有一回，母親去北京。
他帶着母親去玩。看風景，喫小喫。後來母親要回村，海子給了她300元。
海子死後，母親才知道，這300元錢，是海子從朋友處借的。
她每每想到這裏，就悔恨得直掉淚，認爲自己如果不要這錢，也許海子就不會死。
這當然是老人的自責作祟。
她要不要300元，海子都會走向絕路。
他內在的性情、外在的遭遇，都在冷酷地要他的命。
於影響力來說，他也備受質疑。
80年代是詩歌的年代。
人們說，在大學校園裏隨便扔一塊磚頭，就有可能砸到一個詩人。
人人都愛着詩。
人人都愛寫詩。
海子的詩，並不屬於豔驚四座的。
李韻秋在回憶海子的時候說：“可能我們當時平庸吧，我們覺得呀，這就是一個愛好者寫了一些東西。”
他並沒有得到今天的追捧。
甚至在當時，他還被圍攻。
有人在詩會上，公然稱他的長詩，是一種災難。說他“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還有一回，他去成都旅行，與一名詩人投緣。
他一下子沒收住，講了很多話，並將自己的長詩，拿給那人看。
但他沒想到的是，他走以後，那人就開始公開發表文章，在雜誌上諷刺他。
“從北方來了一個痛苦的詩人，從挎包裏掏出上萬行詩稿……人類只有一個但丁就夠了……此人現在是我的朋友，將來會是我的敵人。”
他和他的偶像梵高一樣，都活在人世的夾縫之中。
也因此，海子將梵高視爲同類，稱他爲“瘦哥哥”。同樣被漠視，被貶損，被逼入絕境。
最終也都血肉橫飛地離開人世。
1989年1月23日，他在《黎明·之二》中寫道：
“我把天空和大地打掃乾乾淨淨 ，歸還給一個陌不相識的人。”
1989年3月14日凌晨時分，也就是他離世前12天，他寫下絕命詩，《春天，十個海子》：
春天， 十個海子全都復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這一野蠻而悲傷的海子......
1989年3月25日，他寫下此生最著名的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餵馬，劈柴，周遊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寫完以後，他沒有周遊世界，也沒有餵馬劈柴，更沒有等春暖花開。
他整理好手稿，打掃好房間，帶着四本書，在春寒料峭的3月底，走向山海關的鐵軌，躺下來，等着列車呼嘯而過。
80年代的最後一個春天，他七零八落地，離開了人世。
這一生，他只愛麥芒，愛花椒樹，愛德令哈，愛春暖花開的房子，愛一個概念化的姐姐。
他在語詞之中如魚得水，卻在現境中受苦受難。
他寫，“你來人間一趟，你要看看太陽，和你的心上人，走在路上。”
但現實是，他心上的“四姐妹”，一個接一個對他鄙夷無比。
他寫，“你是我半截的詩，不許別人更改一個字。”
現實是，沒有人屬於他。
他是自己的殘詩。
他死時，陪在他身邊的，沒有人。
只有四本書：《康拉德小說選》、《瓦爾登湖》、《孤筏重洋》、《聖經》。
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他困境的隱喻。
康拉德小說，代表暗黑現實；《瓦爾登湖》代表孤獨；《孤筏重洋》象徵抵抗；《聖經》象徵救贖。
這就是他的路——
一直在尋找。一直尋找不得。
現世容不下他。詩歌的“遠方除了遠，一無所有”。
他終於生出退意。
在他25歲的春天，他沿着血色天梯，去往他的“春暖花開”。
人來了。
人走了。
萬古蒼莽，晝夜不息。
春天依然若無其事地到來，花依然開，人們自顧自遊山逛水，飲酒作樂。如同什麼都沒發生。
詩人曾說，抱着昨天的大雪, 今天的雨水，明天的糧食與灰燼......
詩人還說，太陽強烈，水波溫柔......
他嚮往的一切，都是那麼幹淨純粹。
可是，世界是堅硬的、冗雜的、無序的。
它無法被語詞所收納。
也無法被美學所詮釋。
它充滿變節、傷痛、恥辱，你無法改變，只有直面。
而一個真正的勇士，該一手攥着筆，寫盡三千種悲愁。還要一手攥着拳頭，面對三萬場不公。
只有這樣，你才能站在太陽痛苦的芒上，“使石頭開花，像一頂王冠。”
——這纔是更詩意的人生。
畢竟，詩是瞬間。抵抗纔是永恆。
作者：周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