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中国分为两部，以崤山为界，山西为秦，山东为六国。
自北魏孝文帝改革始，山东主有李、崔、卢、郑、王五姓士族，史称‘山东士族’。
唐末，有人称齐鲁的为‘山东’。
金朝，所设置山东东路、山东西路。
明朝设置山东行省，清初设置山东省。从此，崤山以东不再是‘山东’，齐鲁之地专指‘山东’。”
我依靠在山东省博物馆的墙上，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展厅内光线偏暗，唯有展品亮出些散光。若不是已心知里面展出的是乾隆皇帝的黄袍，我甚至误以为我在宿舍，当熄灯后，除了伴随着几声谩骂外，便只有手机、平板与电脑溢出的光能证明“此处曾安放光明”。有趣的是，但凡我有了此等的误判，我所目及的一切便都有了日常生活的模样。济南的夏天那犹如网般的干热网罗了不少游人，室内景点变成了观赏胜地。其实不光是游人，很多老人孩子也喜欢在这里晃悠，大厅里各处散落着纳凉的主人，有时还能看见几个摇着蒲扇的大爷穿着背心下着象棋，穿着拖鞋或直接赤脚的孩子们拎着红气球便四处追逐。玩闹中的人从未在意二三十米外的展柜里，放着的都是难以匹价的国宝。人们歇够了进去再逛两圈，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者便开始一一介绍了，熟络着好像自家古玩。
我曾以为文物与人之间有种隔阂，文物所承受的时间堆砌是人们所抗拒的，相比于靓丽的舞女，磕绊的石器文明是历史馈赠的“丑陋”。高二那年曾与学校历史社团去山西省博物馆，即便是周六，但馆内一片清穆，为数不多被父母领来的小孩，都是面对强制的妥协者。一个约莫十岁左右的男孩趁父母不注意对着石像啐了一口，围观的我们不由汗颜。我们是畏惧历史的，有些人的畏惧来自于考试，历史繁琐的信息让人免得厌烦，但大多数人骨子里对历史的畏惧来自于对现代的崇拜。历史云里雾里地成为保守落后的代言，文物作为历史象征难免会被忽视甚至蔑视。
来济南旅游，本并不打算以“人文”为目的的，即便历史是我兴趣使然，却也麻木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远行，我也不愿按照父母的路数去玩。小时候即便连旅游都必须框以“教育目的”的母亲曾要求我必须在陕西博物馆学到什么，可我琢磨半天也学不到东西。我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古代饰品，眼前浮现的只有几个零碎的女孩，穿着旧时唐装迈着猫步——我所理解的唐朝风靡也不过如此了。
我用我十四岁的经历所还原的历史到此为止了。没赏过长安稀月，没坐在旧时亭台，更没阅过新旧唐书，历史便已止步于我了。
从那之后我便开始有所排斥历史，可历史却从未放弃我。三年后当我坐在北大的老师面前侃侃而谈时，我无时不感激历史，或感激热爱。唯独可惜的是，这份热爱曾在休学后一度泯灭为我对世界流露的不满与愤慨，当我将要失智时，我来到了济南。
我寻得了七月里最安逸的馈赠。即便炎热侵扰的我难以步行，可在来到济南的首日，我便留在了博物馆里。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如果不去看看齐鲁风貌，似乎有愧于孔孟之道。我虽不愿再见历史，可这份六年的挚爱让我难以割舍。
若不是在历史门前见着了来去自由的街坊邻里，怕是我又一次独自受历史的点拨。精妙的是，当我站在乾隆前便回荡着帝王的低语，当我站在逸少前便吐露着风骨的笔墨，无论是问着“乾隆爷爷活了多久的”蓝衣小孩还是在玻璃上临摹仿制《快雪时晴帖》①的山东大爷，都成为了这场历史中独树一帜的一员。我并未参与其中，我只是看客：即便是藏于山水之后的济南，也有那老舍先生笔触下的“理想境界”。
风缕不光唤醒了山水暖阳，也吹散了困陷于人的蛛网，当我重新整装出发后，便可卸下所有不明的包袱，与晚霞相拥在这济南的夏天。
by 佐也.
备注：
①：传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创作的行书书法作品，纸本墨迹，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山东省博物馆的为仿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