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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ry, my phone died."
"It's nothing. I'm fine."
We hear anywhere from 10 to 200 lies a day. And we spent much of our history coming up with ways to detect them, from medieval torture devices to blood-pressure and breathing monitors.
But although such tools have worke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most can be fooled with enough preparation, and none are considered reliable enough to even be admissible in court.
But, what if the problem is not with the techniques, but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that lying spurs physiological changes?
What if we took a more direct approach, us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 to analyze the lies themselves?
On a psychological level, we lie partly to paint a better picture of ourselves, connecting our fantasies to the person we wish we were rather than the person we are.
A technology known as linguistic text analysis has helped to identify four such common patterns in the subconscious language of deception.
First, liars reference themselves less when making deceptive statements.
They write or talk more about others, often using the third person to distance and disa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their lie.
Which sounds more false: "Absolutely no party took place at this house," or "I didn't host a party here."
Second, liars tend to be more negative, because on a subconscious level, they feel guilty about lying.
For example, a liar might say something like, "Sorry, my stupid phone battery died. I hate that thing."
Third, liars typically explain events in simple terms since our brains struggle to build a complex lie.
Judgment and evaluation are complex things for our brains to compute.
As a U.S. President once famously insisted: "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
And finally, even though liars keep descriptions simple, they tend to use longer and more convoluted sentence structure, inserting unnecessary words and irrelevant but factual sounding details in order to pad the lie.
Let's apply linguistic analysis to some famous examples. Take seven-time Tour de France winner Lance Armstrong.
When comparing a 2005 interview, in which he had denied taking 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 to a 2013 interview, in which he admitted it, his use of personal pronouns increased by nearly 3/4.
Not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following two quotes.
First: "Okay, you know, a guy in a French, in a Parisian laboratory opens up your sample, you know, Jean-Francis so-and-so, and he tests it.
And then you get a phone call from a newspaper that says: 'We found you to be positive six times for EPO.' "
Second: "I lost myself in all of that. I'm sure there would be other people that couldn't handle it, but I certainly couldn't handle it, and I was used to controlling everything in my life. I controlled every outcome in my life."
In his denial, Armstrong described a hypothetical situation focused on someone else, removing himself from the situation entirely.
In his admission, he owns his statements, delving into his personal emotions and motivations.
But the use of personal pronouns is just one indicator of deception.
Let's look at another example from former Senator and 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hn Edwards:
"I only know that the apparent father has said publicly that he is the father of the baby.
I also have not been engaged in any activity of any description that requested, agreed to, or supported payments of any kind to the woman or to the apparent father of the baby."
Not only is that a pretty long-winded way to say, "The baby isn't mine," but Edwards never calls the other parties by name, instead saying "that baby," "the woman," and "the apparent father."
Now let's see what he had to say when later admitting paternity: "I am Quinn's father. I w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provide her with the love and support she deserves."
The statement is short and direct, calling the child by name and addressing his role in her life.
So how can you apply these lie-spotting techniques to your life?
First, remember that many of the lies we encounter on a daily basis are far less serious than these examples, and may even be harmless.
But it's still worthwhile to be aware of telltale clues, like minimal self-references, negative language, simple explanations and convoluted phrasing.
It just might help you avoid an overvalued stock, an ineffective product, or even a terrible relationship.
“對不起，我的手機壞了。”
“沒什麼。我很好。”
我們每天聽到10到200個謊言。我們花了大量的時間想出檢測方法，從中世紀的刑具到血壓和呼吸監視器。
但是，儘管這些工具在某些情況下起了作用，但大多數工具都可以在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被愚弄，而且沒有一種工具被認爲是可靠的，甚至在法庭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如果問題不在於技術，而在於說謊會刺激生理變化這一基本假設呢？
如果我們採取更直接的方法，用傳播學來分析謊言本身呢？
在心理層面上，我們撒謊部分是爲了更好地描繪自己，把我們的幻想與我們希望成爲的人聯繫起來，而不是與我們現在的人聯繫起來。
一種被稱爲語言文本分析的技術已經幫助識別了潛意識欺騙語言中的四種常見模式。
首先，說謊者在作欺騙性陳述時較少提及自己。
他們多寫或談論別人，經常用第三人稱來疏遠和脫離謊言。
這聽起來更假：“絕對沒有派對在這房子裏舉行，”或“我沒有在這裏舉辦派對。”
其次，說謊者往往更消極，因爲在潛意識裏，他們對說謊感到內疚。
例如，說謊者可能會說“對不起，我愚蠢的手機電池沒電了。我討厭那東西。”
第三，說謊者通常用簡單的術語解釋事件，因爲我們的大腦很難建立一個複雜的謊言。
判斷和評價對我們的大腦來說是很複雜的事情。
正如一位美國總統曾經說過的那樣：“我沒有和那個女人發生性關係。”
最後，即使說謊者保持簡單的描述，他們傾向於使用更長和更復雜的句子結構，插入不必要的詞和不相關但聽起來真實的細節，以填補謊言。
讓我們用語言學分析一些著名的例子。以七屆環法自行車賽冠軍蘭斯·阿姆斯特朗爲例。
他在2005年的一次採訪中否認服用了興奮劑，而在2013年的一次採訪中他承認服用了興奮劑。在這次採訪中，他使用人稱代詞的次數增加了近3/4。
請注意以下兩個引號之間的對比。
第一句：“好吧，你知道，一個法國人，在巴黎的實驗室打開你的樣本，你知道，讓·弗朗西斯某某，他測試了一下。
然後你接到一家報紙的電話說：“我們發現你對EPO有六次陽性反應。”
第二：“我在這一切中迷失了自我。我肯定會有其他人不能處理它，但我肯定不能處理它，我習慣於控制我生活中的一切。我控制着我生命中的每一個結局。”
在他的否認中，阿姆斯特朗描述了一個以其他人爲中心的假想情況，使自己完全脫離了這種情況。
在他的承認中，他承認了自己的陳述，深入研究了自己的個人情緒和動機。
但人稱代詞的使用只是欺騙的一個標誌。
讓我們看看前參議員、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愛德華茲的另一個例子：
“我只知道表面上的父親公開說他是孩子的父親。
我也沒有從事任何要求、同意或支持向婦女或嬰兒的父親支付任何款項的活動。”
這不僅是一個相當冗長的方式說，“孩子不是我的”，但愛德華茲從來沒有叫對方的名字，而是說“那個孩子”，“那個女人，”和“明顯的父親。”
現在讓我們看看他後來承認父子關係時說了些什麼：“我是奎因的父親。我將盡我所能爲她提供她應得的愛和支持。”
這句話簡短而直接，直呼孩子的名字，說明他在孩子生活中的角色。
那麼，你如何將這些測謊技巧應用到你的生活中呢？
首先，請記住，我們每天遇到的許多謊言遠沒有這些例子嚴重，甚至可能是無害的。
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能說明問題的線索，比如最少的自我暗示、消極的語言、簡單的解釋和複雜的措辭。
它可能會幫助你避免高估的股票，無效的產品，甚至糟糕的關係。
每日閱讀
㈠常常地，我想做一個愚不可及的人。
做個愚不可及的人。不對人撒謊，哪怕是和自己最利害相關的人。可以沉默，可以離開，但決不讓違心的話出口，即使那些話就在嘴邊。
做個愚不可及的人。上樹去摘高高飄掛着的塑料袋，給地鐵門口的乞丐一個蘋果，和路邊的孩子盡情嬉戲，給剛剛在超市認識的人手機號碼，並且請他去家裏喝茶。
做個愚不可及的人。半夜打電話告訴某人我多麼想他，捱了罵對罵的人道聲辛苦，在公共汽車上替人買票，跟隨着一個看起來有些癡呆的老人直到他安全回家。
做個愚不可及的人。不寫一個沒有來源的字，不出一本無聊炒作的書，一筆筆，一行行，一頁頁地寫着自己的文章，稿子寄出去就不再關心它的結果，稿費有多少從來就不做統計。沒有一絲名利雙收的虛榮幻想，只要能寫着自己喜歡寫的東西，就是最大的滿足和快樂。
做個愚不可及的人。懺悔的時候對着一千張蔑視的臉也承認自己的錯，堅持的時候對着一萬雙抗議的手也唱自己的歌，不流連於人數的遊戲，只遵循內心的原則。即使迎春已經笑遍原野，也不散淡手裏一縷梅花的清香。
做個愚不可及的人。這是我常常期望自己能夠到達的一種境界。看資料，愚不可及出自《論語》，指的是某人在局面不利時裝瘋賣傻免於禍患的才能，爲時人所不及。而現在字典的解釋是“極端愚蠢”，而對愚蠢的解釋又是“愚笨”。
聰明的人越來越多，都想投機取巧，都想捷足先登，都想事半功倍，都想智冠羣峯。沒有人想陷入愚蠢。
可我，真的只想做個愚不可及的人，點點滴滴踏踏實實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寵辱不驚、去留無意、乾淨天真、強大泊遠、心境安然、靈魂純粹。
真的很想。然而還沒有功力去達到。所以現在只是偶爾聰明，偶爾愚蠢。偶爾聰明地愚蠢，偶爾愚蠢地聰明。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已經是這樣愚不可及的人，那該多好啊——再想，如果有一天，人們都開始喜歡和尊敬這樣愚不可及的人，那該是多麼美的世界啊。
㈡春天的一個早晨，82歲的父親早早給我打來電話：“你陪我回老家去看看，那棵樹是不是發了新芽？”
父親唸叨的那棵樹，是一棵槐樹，是我爺爺在他34歲那年栽下的。這棵樹齡已有70多年的樹，成爲父親在城裏的牽掛。那樹下，就是我爺爺瘦弱的土墳。爺爺去世以後的每年清明，父親都要去樹下祭奠。一棵樹的身世，被父親記在他發黃的本子上，那是父親自己編寫的家譜。
這些年，我與故土老家的關係，已經如飛到高空越來越渺小的風箏。但父親不同，他對老家一棵樹的身世、一眼井的來歷、一個地名的典故，都如底片在黯淡時光裏的顯影，愈發清晰了。父親還買了一本植物誌，細心研讀植物的變遷、習性。還有誰，像我父親這樣，去關注草木們的身世呢？它們的種族、繁衍、變異、命運……山風浩蕩，草木森森。
某種意義上，沒有人真正去看過一朵花。這話是美國一個女畫家喬治亞·奧基夫說的。女畫家把花木們與自己的身體相擁，花木們似乎也微微顫動了。白天，奧基夫一個人去山間尋找可入畫的花木；夜晚，她就一個人坐在屋頂看星空。她面對花木作畫時，常常與花木交談，與花木有了深厚感情。一旦遇到暴雨狂風的天氣，她就產生心靈感應，樹木花草在暴風雨中的搖擺呼號，通過一種無形的波傳到她體內——草木們是不是在受難，能不能抵抗一場狂風，都讓畫家揪心。有一次奧基夫突覺耳根發燙，她趕到森林裏，一場沖天山火爆發了，望着燃燒的草木，她淚如泉湧。
在我的血液裏，流淌着父親遺傳下來的基因。我常常感覺與奧基夫神交已久，看她的畫時，保持着匍匐的姿勢，把胸口都貼上去了。我對花草樹木的感情，已經是哪怕面對面，也要在寂靜中相思了。尤其是在閱讀了一篇文章後，感觸更強烈了。那文章說，草木是最安靜、最富美德的生物，也是肉體最偉大的保姆，所以多聞聞草木之香，多認識一些植物，比認識更多的人要好得多。文章的作者還說，即使他被髮配到荒野，只要帶一本《本草綱目》，也能夠活下去，芥命無憂了。
偶爾環顧左右，發覺與我一同和草木交談的人，已像珍稀植物一樣稀缺。我一個遠房堂叔去世好多年了，他活着時，我喜歡往鄉下跑。那些年，年過古稀的堂叔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栽樹，滿山滿坡的樹木，我總覺得有堂叔的氣息在流淌。我每次回到鄉下，總能在山風中找到堂叔，他就坐在樹下說話。但四周無人，只有風中樹木山草的搖擺。有一次，我問堂叔，和誰說話呢，說啥呢？堂叔呵呵而笑，用手指了指那些參天大樹，還有剛栽下的小樹苗，說：“我在對它們說話呢，好好長啊，快快長，我都70多歲了喲，就慢慢等你們。”堂叔一個人在山坡上，揮動着鐵杴，挖坑、扶樹、澆水、培土……他把自己的氣流傳遞到剛栽下的樹上。小樹在天光下生長，堂叔撫摸着樹身，像慈祥的老父撫摸着子孫，盼望着它們長大。
堂叔臨終前留給我的遺言是：“侄兒，我走了，你幫我照看一下那些樹。”我回去了，望着那些樹木，總幻想出堂叔的音容笑貌，他還在山林間走動，摩挲着樹，躺在草上說話，咳嗽一聲，樹枝就會搖動一下。一個人走了，但還有那人栽的樹在大地上生長，迎接着歲月裏的風雨雷電，這是不是一種生命的綿延？蒼天之下，草木有情、草木有靈。
或許，關注草木的身世，就是關注我們命運的悲喜交集。
㈢有一段時間，我在給一個節目做心理顧問。這個節目要求選手在山清水秀的野外過一段全封閉的生活，24小時網絡直播，持續一年。因爲是封閉節目，爲防止選手出現心理問題，節目組就委派我在每個選手上山之前跟他們聊聊。這件事本身就不同尋常，所以瞭解這些人蔘加節目的動機，就成了一件有趣的事。
來參加節目的人形形色色，有在非洲某島國長大的美女模特，有辭職在麗江開客棧的都市白領，有身價上億的公司老總，也有到處流浪的行者和手工藝人……吸引這些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來參加節目的，並不是一般人以爲的“成名”。很多人來參加這個節目，純粹是被“別處的生活”“遠方”這樣的概念吸引來的。
“遠方”是一個神奇的詞。卡爾維諾說，對遠方的思念、空虛感和期待可以延綿不絕，比生命更長久。這種思念究其本質，就是對生命可能性的嚮往。當人們陷入生活的瑣碎，感到無聊、疲憊、厭倦時，“遠方”就會在幻想中被製造出來。它所代表的可能性，既能容納過去的失敗和悔恨，又能容納對未來的希望。可是到了遠方以後呢？如果你沒有改變，他鄉還是會變成故鄉，疲憊和厭倦還會爬上心頭。你要麼適應，要麼重新開始遷徙，週而復始。
在被問到爲什麼想來參加節目時，有的選手說：“這幾年工作挺忙，錢也沒少掙，只是外面的生活太累了，處處都是鉤心鬥角。我只想來這裏休息一段時間，過一段隱居的生活。”
他進了這個生活場，最開始很新奇、很開心，但過不了多久，疲態就來了。他開始覺得，這裏的生活不僅累，還複雜，也有流言蜚語、拉幫結派、鉤心鬥角、陰謀詭計，區別只在於，在外面的世界中，這些鉤心鬥角對應的“標的物”好歹是功名利祿這些社會上的硬通貨，但是到了山上，人們的心思、伎倆和他們所圖的利益完全不對稱。
這些選手原本只想來這裏過一種安逸的生活，卻沒想到過得比在外面還累。於是有人無奈地感慨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
可是，“遠方”如果真的只是幻覺，佛陀迷茫的時候，明明也是走出宮殿，到了遠方，才找到答案的啊。即使他得道以後，也是住一段，遷徙一段的啊。
節目裏有個小夥子，在麗江做皮具、開客棧、種成片成片的向日葵。向日葵一開花，他就一手拿着向日葵花，一手握着自行車把，在田間歪歪扭扭地騎着自行車，後座上載着心愛的姑娘。這哥們兒年輕的時候在北京的大酒店當服務生，過得很苦悶。有一天，他在網上看到一位大哥拍的到無人區探險的紀錄片，恍然大悟：“這才叫人生！我也要過這樣的人生！”他鼓足勇氣遞交了辭職信，揣着幾個月的工資去遠方尋找生計。他到了大理，看到有人在旅遊區開了個小店，一邊做皮具一邊售賣。他就每天跑到那家小店門口蹲點，仔細觀察人家是怎麼做的。一個月以後，他也開始在街邊賣皮具謀生了。
遠方的生活當然沒有那麼美好。有一段時間，他在大理待得有些厭倦，就把皮具店的門一關，跑到西藏重新開店，賣起了各種石頭、蜜蠟。當他覺得生活太無聊而感到厭倦時，他就有勇氣和信心換個地方重新開始。這種勇氣和信心就是他在適應遠方的艱難時培養出來的。
所以，“遠方”的意義並不在“遠方”，而是在尋找的過程本身。但想象中的“遠方”確實給人們提供了啓程的動力，而現實中的“遠方”又培養了人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所以，我們纔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在眼前的苟且處，歌頌起遠方的田野。我們歌頌的是對庸常的不甘、對生活的嚮往，以及改變的勇氣。
㈣老公出差多日，我家裏家外一大堆事忙，竟然半個多月沒有去看爸爸了。
下了班，從單位出來買了點水果，又遇到一熟人聊了半天。分別後一擡頭，天色都暗下來了。
到了爸爸家，他正坐在客廳裏戴着老花鏡看報紙。
我問：“您怎麼不看電視呢，天都黑了，看報紙眼睛多累啊。”
爸爸笑笑說：“沒有信號，我檢查了，電視和機頂盒都沒有問題，應該是有線故障，好幾天了，打了幾個電話都不對。”
我埋怨：“怎麼不告訴我呢？真是的，到了晚上您就一個人，沒有電視看多無聊。”我邊說邊從包裏拿手機，準備報修。
正在這時，老公來電話說今天回來了。爸爸聽到了，急急地說：“快回家吧，他剛出差回來，做點好喫的，我這沒事，身體挺好，什麼也不缺，你不用老往這跑，電視我明天問問鄰居打哪個電話就行。”
看着他一臉的討好，我差點掉下淚來。
爸爸老了。
他曾經戎馬半生，雖然不是什麼英雄，但在我眼裏，頂天立地，鋼筋鐵骨，從未露出過軟肋。
而此時，我看到了他的軟弱。他曾經熟悉的那個世界，一天天變得陌生起來，他與這個世界的互動，越來越少。在互聯網時代，他具備的那些本領，顯得那麼不合時宜，連有線電視的報修，都成了一個難題。
他已經需要孩子們照顧了，卻又怕給孩子們添半點麻煩。其實，他的內心是渴望享受天倫之樂的，只是因爲情怯，才假裝以往那種無所不能的姿態。
我低頭撥114查詢有線電視的電話。這個單位的前身是廣電局，後來分離出來，名字很咬嘴，而且，電話都是語音提示，轉啊轉的。難怪老爸在這些“高科技”面前茫然失措。
打了好幾個電話，才輾轉接通人工，客服人員很熱情，說一小時後安排人過來維修，爭取今晚修好。
我又叮囑了半天地址和聯繫電話號碼，纔不放心地從爸爸家出來。
走在路上，想着爸爸的話，心裏又好笑又酸楚。
他老人家明明希望我幫他報修電視故障，卻讓我回家給老公做飯。他寧肯孤獨，寧肯自己慢慢去破解那些難懂的新技術，也不願給我的夫妻關係帶來一絲打擾。
他明明渴望我多去看他，卻每次都說，自己身體有多好，我那麼忙，不要經常跑。
可是，上個週日，姐姐去看他時，他坐在街邊衚衕的長椅上，癡癡張望着新城區的方向（我們姐弟三人都在新城區住），姐姐下車走過去問：爸，您坐在這兒看啥呢？爸爸樂呵呵地說：我自己醃了鹹鴨蛋，鹹淡剛剛好，昨天煮了一鍋，放冰箱裏了，就等着你們過來拿。
晚飯時，我喫着姐姐帶過來的鹹鴨蛋，想着過往裏的爸爸。
我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媽媽給我整理東西，爸爸貌似漫不經心地遞過來厚厚一沓錢：“你婆家條件不好，也沒給你們買房。你們自己買套小面積的吧，別租房了，錢不夠告訴我，家裏還有。”
我很意外，弟弟馬上要結婚，剛剛給他買了房子，給我置辦嫁妝也花了不少錢。爸爸只是個小公務員，家裏哪來這麼多錢？
我不安地問：“您發財了，怎麼一下子這麼有錢？”
爸爸一拍胸脯：“我和你媽攢了半輩子，這點錢還沒有嗎？”
後來我知道，這些錢都是爸爸借的，他怕我自己買房辛苦，找了幾位親戚朋友才借到。
想到這，我嘆了一口氣，我嘴硬心軟、愛撒謊的老爸呀！
喫完飯，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某頻道正在演幾年前熱播的一個電視劇——《大丈夫》。
是顧曉珺舉行婚禮那段，父女倆發生衝突，顧曉珺哭着羅列爸爸的種種“罪狀”：從小到大，對她一點不關心，不疼愛，整天逼着讓她像個男孩跑步運動，同學們都叫她假小子。假期裏，還不讓她回家，讓她住在學校裏。更甚的是，她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爸爸不聞不問，任由她自己去闖。
其實，真相是顧曉珺在三歲時得了一場病，從死神手裏活了過來，醫生說她這輩子可能體質都不會好了。她爸爸一直逼着她鍛鍊，天天讓她圍着操場跑，她纔有了一個棒體格。假期裏不讓她回家，是因爲爸爸出了車禍，一個夏天都躺在醫院裏。爲了不影響孩子們學習，他讓兩個女兒都住在了學校。
她爸爸那段話最打動我：“爸爸只是個廚子，心裏着急卻幫不了你。但你在你們公司坐在今天這個位置，全憑你個人的努力，你有本事有能力，那是長在你身上別人搶不走的，是託多少關係花多少錢都換不來的。哪個當爹的，盼的不是自己閨女長大成人的這一天？”
是啊，我的爸爸不也是如此嗎？
我小的時候，他對我要求嚴厲到近乎苛刻，希望我好好讀書，將來靠自己拼一個好前程。
我長大後，他又對我慈眉善目，和善起來。
我知道，菩薩低眉是愛，怒目金剛也是愛。這些愛都指着一個方向：一心爲孩子好。
世事無常，父愛卻有常。無論我長到多少歲，在爸爸的眼裏，都是那個蹣跚走路的小女孩。
這個世上對我最好的男人，這個愛在我面前撒謊的男人，爲了讓我愉悅接納他的愛，一直把自己僞裝成騙子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