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歌之间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这大概是一部甚至几部专著才能解决的课题。我们并不企望对这种关系进行面面俱到的梳理，而试图择取几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诗人，即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探讨他们在对象征主义诗艺的探索过程中所代表的几个重要的方面。
概括说来，戴望舒的贡献在于找到了“既不是隐藏自己，也不是表现自己”的适中的艺术尺度。他在初期白话诗以及自由体的浅易奔放以及象征派的晦涩朦胧之间获得了一种诗艺上的平衡，同时又在象征主义的移植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继承之间架设起一道连通的桥梁，从而使他的中和的艺术道路代表着更容易被诸种流派和倾向所认同的诗艺尺度。
卞之琳则是智性型诗人的典范，他对“戏剧性处境”的追求使他的诗艺呈现出“思想知觉化”的特征。
同样追求哲理的感悟与升华，冯至在1940年代则专注于物象的沉思，从而使他的《十四行集》代表了一个沉思的时代。《十四行集》出色地体现出化意象为象征并在凝定的意象世界中冥思生命本体的特征。
相对说来，穆旦或许是拥有着最为复杂的诗艺的诗人。他的诗中表现出超凡的营造自创性象征的能力，并在象征意象中灌注了同样强大的感性体验和形而上思索。同时，他创作中史诗的意向则反映了现代诗歌在40年代力图宏观把握历史与人生的超越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