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家的啓示（之一）
——讀舒乙《生命在案頭……》感
老舍這個人，恐怕當今中國讀書人是無人不知的。在小學課本里，我就讀過他寫的《養花》，後來看過用他的劇本改編的電影《茶館》和《駱駝祥子》，對他的認識就更多了一點。不過，我這裏並不想說他的作品，只想說他爲人的樸實感。
老舍，在我們這些多少喝了點墨水的人眼裏，大約都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可他自己怎麼想呢？近日在《讀者》上讀到其子舒乙《生命在案頭……》一文，才知其自視爲“寫家”而非作家。
所謂“寫家”，也就是“以寫作爲職業的意思，和木匠、拉車的，都差不多，是一種營生，職業之一而已。”
對於他這樣一個寫家來說，他的生命便是寫，“寫纔是他真正的價值”，他的奮鬥則是“要像木匠和拉車的一樣，繼續寫下去，寫下去……”。這種實在勁兒，令人想起他筆下車伕的駱駝祥子來。
老舍把這種不做名家、甘於平凡的價值觀也用在教育子女方面。很久以前在別處看過一篇報道，說老舍對子女的期望不高，只要能自食其力，就算拉大車也無所謂。大約他常和普通勞動者在一起，從沒覺得拉車的祥子有什麼丟人現眼的緣故吧。只要能維持生計，自己又力所能及，那麼幹什麼不行呢？
老舍的價值觀對我們今天的時代還是很有啓發的。我們這個時代既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又有市場競爭的商品觀念：對商品推崇名牌，對人也推崇名家。
這導致人人都以爲只有成名成家纔算人生價值得以實現的偏激心理產生。
我不否認，這種向上的升騰意識對社會、對個人都有一種激勵作用，沒有進取精神對民族、對個人來說都是一種災難；可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種推崇名家、歧視平凡的價值觀也侵蝕了我們的社會。
首先，從我們的家庭教育來看，我們不少家長總是給孩子灌輸長大要當科學家、作家、教授等名家大師，個別家長甚至連名家名人也不放在眼裏，就是要孩子立志當大款和部長。父母對自己子女期望值過高，與子女自己的願望和能力產生矛盾，成了當前親子矛盾最突出的表現。
許多父母總是認爲子女只有上大學纔有前途，期望孩子將來成爲從事腦力勞動的專門人才，而不考慮社會對人才的需要狀況，還有孩子自身的願望、興趣與潛能。這就出現了家庭教育中的拔苗助長現象，甚至逼出人命的事也時有所聞。
如果我們的家長能以老舍那種淡泊名利的寬容精神來對待子女，尊重教育規律和客觀實際，那麼，我們下一代的成長就會健康得多，像夏輝事件那樣的悲劇也就可以避免了。
其次，從我們青少年的志向來看，由於受學校和家庭片面教育的影響，也存在自視甚高的現象。當問及許多中小學生的理想是什麼時，回答大都是“科學家”、“作家”等成名成家的夢想，很少有人選擇一種既能奉獻社會又能維持生計的實際職業作爲自己的志願。
但是，正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樣，“總統只能有一個，科學家也不多”，天下更多的是普通勞動者。如果我們自視過高，一旦夢想成空，就會出現心理失衡。現在許多青年不樂於敬業，心情浮躁，頻繁跳槽，就是這種自視過高的心理造成的。
隨着時代的進步，分工會更加細密，我們這個社會不僅需要傑出的科學家、政治家、文學家、企業家等名家，也需要有知識、懂技術、肯鑽研、綜合素質高的普通工人、農民、教師、軍人、警察、律師、商販等勞動者。不可想象一個只有名家，沒有清潔工和保姆的現代都市怎麼運行。總之，社會需要的是從事各種職業的實幹家，而不是枕着黃粱胡思亂想的夢想家。
如果我們都能像老舍那樣視一切工作爲職業，不分高低貴賤，只要能奉獻社會、維持生計就行，那麼，我們就會立足現實去確定自己或子女的志願，這對於我們民族和個人來說都是幸事。
至於如何纔算立足現實呢？我覺得可以引用郁達夫先生三十年代寫的三點建議做參考——
“第一，要刻苦；
第二，自視不可過高，自恕不可過寬，勿嫌小事而不幹；
第三，以回農村去爲得。”
1995年5月21-22日諾於興龍場坐室手寫一稿
1995年9月6-10日諾於雲錦寺坐室手寫二稿
2013年9月5日上午諾於雲錦寺陽臺修訂錄入
反思：
到底是去北上廣，還是回到農村去？這是一個問題。
職業的差別，城鄉的差別，社會地位的差別，客觀存在；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也是人性真實。
今天我們怎麼去解決這些矛盾？
夢想可以遠大高遠，行動務必腳踏實地。
不是我們想不想，而是我們能不能。
我們到底能做多大的事呢？
我們只有努力在現實條件的侷限中盡最大努力去拓展潛能空間，才能知道我們能力的最後邊界在那裏，一旦到達我們真正的能力邊界，我們就必須保持一個接受現實的態度：
這樣就差不多了。
知足常樂。
——要盡人事。知足常常是在奮鬥之後才自然曉得的。只有年輕時努力騰飛過才知道自己真正的天花板有多高，也只有只有年輕時努力競爭過年老時纔會心靜如水。
——要盡人事，更要知天命。主觀努力好像沒有邊界，但客觀現實總是有牆壁的，撞到牆壁要知道回頭，不知道回頭的也不算好漢。
2013/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