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古代社會是經驗型的社會，經驗越豐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越強。
一個人的親身經驗總是很有限的，所以在親身經驗之外，更需要依靠歷史經驗。
正所謂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任何一種新的難題，似乎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解決方案；任何一種新的嘗試，似乎也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
正文
大到治國安邦，小到勾心鬥角，歷史經驗越多，勝算也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也是政治學、管理學和成功學。
司馬光顯然是一個早早就意識到了歷史學價值的人。而且，他也對治史很有興趣。
但以儒家的傳統來論，史學的地位從來都排在經學之下。
經書，也就是被朝廷奉爲意識形態圭臬的經典，主要是儒家經典，纔是第一流的著作。史學只是經學的附庸，只能起到輔助性的作用。
所以，對於任何一名有上進心的讀書人來說，鑽研經學纔是人生首選。更加現實的是，經學之路是一條升官發財之路，搞史學最多隻能錦上添花。
在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的北宋時代，史學特別不受重視。
這是政策導向的結果：讀書人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進入國家管理層，科舉的錄取率又遠遠高於唐代，這很能燃燒讀書人的希望。但科舉不考史學，史學知識只能在策論裏邊發揮一些輔助功效，自然也就很少有人願意爲它耗時耗力。
不過，即便真想爲史學耗時耗力，也沒那麼容易，因爲系統性地掌握史學，要讀的書不僅太多，而且太亂。
單是官方正史，當時從《史記》《漢書》到《新唐書》《新五代史》，已經有了足足19部大書，足以讓人望而生畏。
從體裁上看，這些史書通通屬於紀傳體，給重要的歷史人物一一立傳，優點是容易理解人物生平，缺點是很難把握歷史發展的脈絡。
所以，要想讓歷史經驗真能爲人所用，就有必要讓歷史書變得清晰易讀，而要讓歷史書變得清晰易讀，就有必要把現有的材料重新編排考訂、去僞存真、刪繁就簡、提綱挈領。
這種繁瑣而枯燥的工作，必須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完成。
完成這樣一樁事業，可想而知，需要驚人的時間和精力。時間和精力從何而來？主要從失敗中來。
古人寫書，通常叫作“退而著書”。
所謂“退”，意思是說，在社會上處處碰壁，碰得頭破血流，不得不離開社會，躲進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裏。
所以，古代那些著書立說，傳授各種成功方法的，往往都是些失敗和失意的人，期待自己的價值能在將來的社會被人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