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头矮小，长相一般，但在国营交通部门上班，有学历加持，又正值青春年华，不能说一家养女百家求，但给我做媒的人也不算少。
运输公司科室，还有下属的车站、修理厂、加油站、检查站，同事见到我，时常笑嘻嘻地问一句:小江谈对象了吗？给你介绍啊!
还有我高中的同学，同学的同学，分散在县城各个单位，三五次一聚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了熟人。
都是豆蔻年华二月初，目光扫视之中，彼此多了一层心照不宣的审视与用意。
可以说，除了工作，找对象成了我生活中最核心的内容。
车站站长给我介绍了法院工作的侄子，父母都在县政界部门，我听而生畏，我的家境跟人没法相比。
我回家，母亲告诫我不要高攀，笆门配笆门，板门配板门，一味爬高，会摔得鼻青脸肿。
母亲这么一说，我更觉得自不量力，居然自卑到不敢跟人见面，直接谢绝。
财务科科长，给我介绍了做交警的表弟，见过一面，再也不见，狂妄自大，不是我的菜。
还有在局机关上班的男孩，看上去木讷沉闷，见面半小时，没有主动说一句话，我问什么，他就答什么，我没话找话，尴尬到极点。
已退休的朱主任，把我介绍给在二极管厂上班的小儿子。
侃侃而谈，气度不凡，我很满意，结果没被人看上。
还有县政府的高材生，一表人才，口若悬河，可人家自始自终就没有拿正眼瞧我。
谈谈散散，兜兜转转，彼此看投眼的人没遇见。
直到派出所的小宋，见面了几次，比较谈得来，但还没有到心动的程度。
小宋家在农村，一个妹妹，还有常年瘫痪在床的母亲。
我回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叹了口气，说家里有病人，将来的担子会很重，你怎么挑得起来，又何必自找苦吃呢?
母亲的话，无异于推了一把犹豫不决的我，我当即决定离开小宋。
小宋之后，我的婚恋进入了瓶颈，东谈东不成，西谈谈不拢，一直拖到25岁，还是形影相吊。
这是九十年代初，接近大龄剩女的边缘了。
母亲着急了，嘴里叨咕着不该阻挡我和小宋的交往。
我也有些后悔，准备主动去找小宋。
母亲却一反常态，再次阻止我。
她言外之意，回锅的饭不香，女孩子家家要稳重，要矜持，主动找人，反被人瞧不起。
我认同母亲的看法。
不得不说，我读书比母亲多，但我思想中很多根深蒂固的东西来自于母亲 ，而且此后的几十年，我越来越趋同于母亲，这是潜移默化的同化，当时的我根本意识不到。
25岁接近尾声，同事带正在舰队服役的亲戚来运输公司。
周同志来自农村，和我一样，个头、长相都一般，也许因为长期在部队，又年长我几岁，视野开阔，谈吐让人耳目一新。
天然的对军官的信任与好感，彼此家境相似，又都老大不小，我们决定正式交往。
车站的妇女心直口快，大嗓门劝说我:小江啊，谈个当兵的，等结婚后生了孩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你连哭都找不到地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小江啊，赶紧把这个人回掉，我们给你介绍，县城条件好的多得是。
时隔二十多年，这位大姐的语气与神态，历历在目。
我征求母亲的意见，她说因为小宋的事不敢多嘴了，不过她要我大差不差就可以了，只要人品靠得住，将来混饱肚皮应该不成问题。
这一点，我又随了母亲，还是把人品看得很重，至于将来是富贵还是贫穷，谁能说得清呢？
只要十个指头肯苦，总会有口饭吃。
我的几个要好的同学，见了周同志，有的笑笑不出声，有的直言不讳，说我挑来挑去挑花了眼，追我的几个男同学随便拎出哪个都比周同志强 。
我故作潇洒，搂着好朋友的肩膀，说婚姻含有某种程度的赌 博，不试试，怎么知道赌个啥结果?
我一意孤行，也不选择黄道吉日，就这么和周同志去民政局领了证。
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聚会，没有祝福，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我就这么把自己交待了出去。
间隔三个月，我和周同志去了他的部队，旅游了一圈上海，回来在双方老家举办了简单的仪式。
发小睁大眼睛，都不敢相信，我对结婚如此潦草与随意。
她眼里，我是农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婚礼居然简陋到连农村姑娘都不如。
我们当时手里都没有余钱，没有买给母亲还娘席子，也没有给母亲什么彩礼 。
事后母亲也唠叨过几次 ，别人家嫁闺女，都要收一大笔彩礼，而她两个闺女都是倒贴着嫁人 。
我这几十年的婚姻生活，过得清苦又平淡，更谈不上富贵。
有时回头看，我多少次问自己，假如当初选择结婚对象时，多考量一些现实条件，看人品，也看能力与家境，我会不会生活得轻松一些滋润一些?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我就这个性格，内心柔软，遇事比较感性又任性，有时又不免狭隘与偏执。
这都随了父母，刻进了血液里，这辈子改不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