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接到一個奇奇怪怪的電話，我也一直認爲裁判文書網大量下架刑事判決書這件事跟我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炎熱的下午，午休時間剛過，正是將醒非醒最厭被打擾的時刻。
電話又毫無眼色不留情面的響了。
“請問你是劉律師嗎？”一個陌生號碼。
“你是不是文章XXX的作者？”電波那頭的聲音繼續着。
我喜歡寫點東西，經常會有來自天南海北的人或直接打電話或加微信。大概又是一個看了某篇文章想來諮詢某些事情的人。
做了律師後，我越發能體會到諸如銀行櫃員、行政大廳這些窗口崗位的不易。一個人可以一輩子對一個人微笑，也可以在某一個時刻對所有人微笑，但假如你的職業需要在所有時刻對所有人微笑，你就等着哭着回家找媽媽吧。
“你是誰？要問什麼事？案發地在哪？案件現在到什麼程序了？”律師需要傾聽，但絕不是當一個被動的傾聽者，我一如既往地嘗試主導談話。
對方又烏拉烏拉說了些什麼，總之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答不對題難以開展有效溝通的諮詢者很多，我順手就掛了電話。
又是一個無效流量。我起身用涼水沖洗了剛睡醒還在迷瞪的臉，又回到辦公桌前，卻發現事情並沒有結束，也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樣。
“劉律師，你在文章XX中，以搞學術的名義，未經授權，引用我本人的刑事判決書，對我造成了傷害，我現在正式對你提出交涉。”一條短信躺在手機中，仍是剛纔號碼發來的。
有研究稱，語言是一種效率極其低下的溝通方式，對此我認同。剛剛電話中兩分鐘還沒進入正題的事，一條短信一秒鐘就講明白了。
我打了個激靈，一下子清醒不少。電話此時又響了，還是那個號碼，我不得不接了。
“你是從哪拿到這個判決書的？你跟張XX《來電者案件中的被害人》是什麼關係，是不是一夥的？我這個案子是個冤案，現在已經在再審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引用這個判決書前有沒有調查覈實他這個判決講的對不對？“由於已經說明了來意，這次溝通高效多了，當然，我也狼狽多了。
”裁判文書都是上網的，我們都是從裁判文書網合法下載使用。“我清楚地記得，我在回答他這句話時，前半句還很硬，後半句時很軟，軟的幾乎要打個哆嗦。
我把電話開到免提，騰出手急忙打開裁判文書網。對面的答案卻比光波還要快：”你說你在裁判文書網找的，那爲啥我都找不到你都能找到呢？“
上面這些事都是真事，發生在2021年6月23日。那兩天，因爲某件很火但又不能說的事，庭審直播網相繼下架了幾乎全部庭審錄像，盛傳裁判文書網也在大批量迅速下架刑事判決書。
許是因爲後臺在大規模寫入數據，那天的裁判文書網比平常更卡。我輸入案號，點下搜索鍵，彷彿又等了一個世紀，搜索結果出來了。
沒有結果。
判決書下架了。
這件事發生後，也啓發了我從一個新的視角看待裁判文書公開這件事。
裁判文書的公開與個人隱私的保護，到底應該如何平衡？作爲一個專業的法律手藝人看來，不管文書裏是張三還是李四，其實都只是一個符號。符號並不會造成我們情感的哪怕一絲漣漪，沒有喜悅、沒有悲傷、沒有憤怒、沒有鄙夷。
但“符號”卻並不會這麼想，當視角拉近，會發現他們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有家庭有子女，甚至，如我文中的主角，還會有冤案。
案件結束了，傷害卻沒有停止。裁判文書一天掛在網上，就一天不停地向全世界廣播：“看，那個人是個罪犯。”
我們習慣於宏大敘事，爲了一個更崇高的目標付出代價，不惜犧牲芸芸衆生。
我們總是習慣於把自己代入到“我們”，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有一天可能成爲“代價”。
當我出於機緣巧合，與“代價”有了直接交流後，溫暖而感性的光一下照進了我理性但冰冷的思維世界。
我們不僅要關愛“我們”，更要關愛“代價”。這不正是我們刑事律師一向所標榜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