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跟人討論這樣一個案件：一個盜竊案件嫌疑人，是一個盜竊慣犯，有前科，再次被指控犯8起入室盜竊案。
這個人多次進宮，有一定的反偵查意識，進屋作案時都帶有手套，並且也在踩點和實際實施犯罪時提前關閉了手機，導致案件沒有直接證據。只在犯案現場提取到了腳印，能夠蓋然性證明該人到過犯罪現場；調取該人手機基站信息，無法獲取案發時點該人準確行程，只能證明該人在案發時間段手機關機；另有街頭攝像頭，能夠證明該人在案發時間段到過案發區域附近。
這樣的證據，能不能定案呢？這就牽涉到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理解問題。刑事案件證明標準並不是空中樓閣的思維遊戲，不是在無菌箱中搭積木。嚴苛的形式證據標準只是表象，實質的證明標準是“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
人類的心理決策機制很複雜，但可以確定的是，人類的心理決策不可能脫離實際的背景信息而進行。這些背景信息會正向或反向影響形式上的證據標準。
回到案例中，其實這個案件是一個非常好定的案件。無他，只因爲這個人的犯案次數高達8次，且每次的劇情都雷同。
如果只有一次，他在案發時間出現在案發片區，沒有更直接的證據，顯然不足以說服裁判者，他可能是恰好手機沒電了去借個充電寶，可能是手機恰好出了故障沒信號，也可能是走路摔一跤手機摔壞了……總之，在單次偶發場景下，這些所有的可能性都還沒有超出一般生活經驗上“合理懷疑”的範疇。
但是，在8次這樣一個環境信息的加成下，這些理由就全都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無賴式的狡辯。天下哪有這麼巧的事情，整整8次，你全都在案發時間段出現在了案發區域，案發現場有你的腳印，並且你的手機還恰好關機！
況且，這個人還是個盜竊慣犯，有前科！當然會有人說，前科證據與待證事實無關，說明不了什麼。持這種觀點的人顯然忽略了“背景信息輸入”這一個影響人類判斷機制的重大變量。從證據學角度講，“背景信息輸入”或許對構建證據鏈毫無作用，但從心裏決策機制上講，它的作用太大了。
好比涉黑涉惡案件中，公檢法爲什麼要強調嫌疑人好幾個江湖名號，面有刀疤，背有紋身，裝飾大金鍊子小手錶呢？他們辦了大半輩子案，難道他們都是法盲，都不知道這些是無效信息嗎？
法律是一門經驗學科，經驗大於邏輯。邏輯的力量當然偉大，當我們只看到邏輯，而忽略經驗的時候，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走入誤區。
《走向共和》中李鴻章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相信將來有一天，我們的刑事司法證明也能在無菌箱中進行，我們也能誕生比肩辛普森的偉大案件。但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立足於複雜的現實而辯護，或許纔是我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