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两宋词史稿》是郑振铎撰写的一本文学断代史。这本书最早于1930年出版，原书名为《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是郑振铎原计划撰写而遗憾未能完成的《中国文学史》的分册。按郑振铎拟定的撰写计划《中国文学史草目》，中世卷第三篇主讲五代、两宋期间的文学史，本书为这部分的上册。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内容包含五章，分别为《词的起源》《五代文学》《敦煌的俗文学》《北宋词人》《南宋词人》。书中内容以词为主，且书名为“词史稿”，但其中也包含敦煌俗文学、五代诗和散文等内容。
在《词的起源》中，郑振铎对词的起源和发展做了完整的梳理。
首先便对词的起源提出自己的观点，反驳了一些流行已久的说法。他不认可“词乃诗之余”的观点，而是认为词和诗是互相独立发展的。以是否可以歌唱作为区分的依据，能歌唱的，是乐府、词和曲，不能歌唱的，是五七六言古律诗。
对于同是可以歌唱的乐府和词及曲的关系，郑振铎同样不认可王应麟在《困学纪闻》提出的“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的观点。他认为，词替代了乐府，但却不是乐府的蜕变或末造，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分别是来自西域的胡夷之曲和来自民间的里巷之曲。
郑振铎把词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胚胎期、形成期、创作期和模拟期。
在胚胎期，主要是把胡夷里巷之曲融为己有的时期，或者可以说是词所用的曲的准备时期。此时乐曲是必有的，而词未必有，有曲无词的类似现代所说的纯音乐。在形成期，开始为已有的曲目创作新词，即填词的方式。到了创作期，在大量创作新词的同时，还创作了许多新曲。模拟期则失去创新活力，仅模仿前作，缺少新意，逐渐衰落。
在词的发展阶段划分中，郑振铎始终注重乐曲的发展和作用。从他对胚胎期、形成期的划分可见，他认为在词中，曲是必须存在的前提，甚至要先于词而形成。而在创作期，新曲的创作也是词的兴盛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他把词和诗作为互相独立发展的文体、反对“词乃诗余”观点的一个基础。
对北宋词和南宋词，郑振铎也分别划分了三个发展阶段进行讲解，并抓住每个时期及代表词人的作品特点详细点评。
郑振铎对苏东坡作品的评价很精准。他认为东坡的词境有两种，一种是“横放杰出”，一种是“清空灵隽”。“横放杰出”者开启了适合“关西大汉”手持铁板唱出的豪放派风格，然终是词的别支，而“清空灵隽”者使东坡成为语意高妙、超乎尘埃之外的绝顶词人，令其占了词坛的最上层。
这种“清空灵隽”的境界，是东坡的卓越才华、开阔胸襟在仕途磨难和困顿生活中逐渐被炼就而成的超然旷达，他人难以企及，也就无法模拟或形成一派了。
虽说能达到“清空灵隽”词境的仅东坡一人，但宋词中的佳作也不在少数。那么，什么样的词作算好词呢？
郑振铎在《北宋词人》中有一段相关论述可以借鉴。他认为，《珠玉》《六一》《东坡》等作家的作品真挚，不做作，直抒胸臆，而南宋有很多词只是徒劳地在字面做文章，虽说能做到或整洁合律、或媚秀动人，但却经不起长久的吟咏，比较起来，后者自然落了下乘。
简单地说，那些经典词作主要胜在情感真挚、自然流露，在此基础上，再辅以巧妙而精准的用词，做到感情流畅又兼文辞优美，自然能够打动人心，流传千古。
在此想起了萧涤非在《历代乐府选评》的附录《读诗三札记》中提到的一件小事。萧涤非到青岛教书之前，向黄节先生辞行，顺便想请教写诗的秘诀，问道：怎样才能写出好诗？黄节先生沉默片刻，淡淡答道：“不要勉强！”
这句“不要勉强”，同样是希望作诗的时候要情感自然流露，抒发真情实意，不能勉强拼凑、堆积而成。这种看法，跟郑振铎提倡的真挚、不做作、直吐胸臆的观点，不谋而合。其实，这一点不止适用于诗词创作，对所有类型作品的创作都适用。只有情感和才华自然流露凝成的作品，才能长久地引人共鸣，成为好作品，历久弥新。
2021.07.18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