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鼠疫》:流放狀態下如何獲得安寧

文/z小祕祕

恰好讀本書的時候也正是我們經歷過一場疫情的時候。《鼠疫》里社會人物所經歷的三個階段:拒不承認疫情的發生、不得不接受被流放以及疫情的勝利,也正對應上了疫情下每個人對此的不同反應,可見,即便本書的創作之初距離現今已如此遙遠,但對現實生活仍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書中故事表面上描寫的是鼠疫發生時,阿赫蘭城市人民對疫病的抗爭、隱忍或無視。隨着塔魯的一番自白:這麼多年以來,至少我自己一直是一個鼠疫患者。本書的中心主旨逐漸浮現出來,在肉體和精神雙雙受到疫病影響下生活的人們,究竟該如何保持內心的安寧。疫病不僅僅是面前可見可觸的鼠疫,更是指平靜湖面下暗藏的黑暗。《鼠疫》裏的人物,裏厄大夫、塔魯、帕納魯神甫、朗貝爾、格朗和柯塔爾對疫病的態度,也恰是作者通過這幾個人物表達對荒誕生活態度的探討。

01 裏厄大夫和塔魯

裏厄大夫在這場鼠疫病中見識到了荒誕:人們在疫病初期是徹底的人文主義者,不相信天災只相信人爲。人們照樣熱衷於貿易旅行和遊樂,偶爾談論下街上異常的死老鼠;省市政府對確認鼠疫病以及對是否採取防控措施的一再猶豫;患病人員和家屬的不願配合治療。人們對固有生活的習慣使他們選擇無視疫病的症狀。裏厄作爲一名醫生且是當下的荒誕人,始終恪盡職守,同未知的疫病作鬥爭,而這鬥爭也並沒有展示出多大的勝利希望。醫生說道:“但既然天地萬物的秩序最終歸結爲一個死字,上帝也需寧願人們別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去同死亡作鬥爭,寧願人們不要擡眼望青天,因爲上帝在那裏是不說話的。”人終有一死,但這不是停止鬥爭的理由。

而在這場鼠疫之前,塔魯早已見識到了這個世界的荒誕。在旁聽父親審理罪犯之後,他意識到,原來人可以如此輕易地判定另一個人有罪。他發現大多數人如同他母親一樣,生活使她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包括他在內,對此奇怪和不合理之處聽之任之,直接或間接地默認了“罪”人的罪過。這個社會下的以及由此培育出的人們都是患了病的,患了精神“鼠疫”病的人羣。一旦發現了這荒誕,他再也無法平靜了。塔魯得時刻保持警醒和思考,因爲一旦精神鬆懈,這疫病就會通過呼吸傳染給身邊人。塔魯投身於真正的鼠疫抗爭中,希望在這場戰役中尋得內心的安寧。

他們二人以不同的方式觸碰到了荒誕,並同樣選擇了與其進行鬥爭。作者並不旨在塑造一種英雄主義,而意在塑造敢於同荒誕對抗的英勇形象。他們鬥爭的結果,一個勝利而另一個失敗。失敗的人在毫無用處的死亡中得到了安寧,勝利的人則永無安寧了。勝利的人只得了經歷和感悟的體驗,而這恰如《西西弗神話》中的觀點:問題不再是解釋乃至解決了,而是經歷和體悟。而塔魯呢,別人對他的評價是,他從不說廢話。這又與《局外人》中的默爾索對應上了,同樣的經歷同樣的結局,不變的是各自對荒誕的不棄對抗。文末有這樣一句:是實事求是地告訴大家,在災難中能學到什麼。至此,有理由相信,這樣一種對抗荒誕的態度是作者大力推崇的。

02 帕納魯神甫和朗貝爾

神甫自始至終都是十足的上帝信奉者。面臨突如其來的鼠疫災難、日趨增加的病逝者,帕納魯認爲那是上帝對人類長期狂妄自大的懲罰。上帝對人類給予了太多的仁慈和寬慰,便降下疫病使人們遭受磨難,既是憤怒也有憐憫,給迷途的人們指點明路。對於疫病和患者,我們只要義無反顧地、更加虔誠追隨上帝,其餘的事自有安排。到後來,即便他自身患病(並非是鼠疫),也拒絕醫生的救護,他說:“神職人員沒有朋友。他們的一切都寄託於上帝”。他無法理解鼠疫,上帝也無法教他理解。因此他盲目地選擇走全盤接受上帝之路,只需聽其自然,接受上帝的安排,要你患病便患病,要你逝去便逝去。表面上看起來他採取了一種對抗的手段(精神上),可實際行動上他是無所作爲、聽之任之的。最後,他在追隨上帝的迷途中一去不返。

朗貝爾是被困在阿赫蘭的異鄉人,他的孤獨感、分離感和被流放感比起本地人要強烈得多。自因疫情影響封城以來,他一直在試圖尋找途徑以逃到城外,與愛人團聚。他不能理解像裏厄醫生或塔魯爲公衆事業服務的行爲,朗貝爾認爲公衆的福祉是建立在個人幸福之上的。於是,他便一直在爲個人幸福這件事上努力。儘管到後期,他放棄出逃計劃,轉向爲公共醫療防疫事業做貢獻。但是在此前,他也曾在謀求個人幸福這件事上獲得了片刻的安寧,他說,那一切都爲他掩蓋了當前真實的情況,他實際上已沒有工夫去注意鼠疫的蔓延了。

無論是帕納魯或是朗貝爾,他們當時所獲得的安寧不過都是假象,生命不息荒誕不止

03 格朗和柯塔爾

格朗和柯塔爾便是《西西弗神話》中所講的無意識的人,鼠疫或荒誕於他們而言是沒有意義的。

格朗是一名有着個人忠貞不渝理想的公務員,他做任何事情並非出於野心,現實世界裏的紛擾與他無關。他從不思考個人發展、世界局勢如何,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寫作這件事上,不斷地咬文嚼字。即便在防疫工作高強度工作之後,仍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個人理想中。完全純粹的理想世界就是他的安寧世界,理想不倒則他的安寧便永存。現實的鼠疫和荒誕與否於他而言,並無區別。

柯塔爾則是另一個極端。鼠疫和荒誕的存在纔是他的安寧之所。這個世界之外,作爲犯罪者的他就是別人不得安寧的原因,而一旦在這個世界裏,他則是安寧的。換句話說,他是與“鼠疫”共存,要活於荒誕中的人物。倘若哪天這個世界崩塌了,這類人就無所適從,被徹底拋棄和杜絕了。

甚至可以說,這兩類人都是未曾意識到疫病,未曾意識到荒誕的人。不思不慮,也就能在這樣的怪誕世界裏活得心安理得。

無論是從《局外人》、《西西弗神話》抑或是本書,作者始終不贊同那無意識的生存,或順應意識的傾瀉直下毫無作爲。本書有這樣一句: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可怕。意識到荒誕或無能爲力無法理解就得輕生(精神上或肉體上)嗎?作者的答案始終是,要在反抗中對抗荒誕。而在這個過程中是沒有安寧可言的,反抗不止思慮不止,我們沒法解釋和描述那感覺,抗爭的最後,有的只是個人的回憶、經歷和體悟。那便是我們在疫情中獲得的無價的戰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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